中医对外感热病之研究，至逊清而大炽，彼时流派众多，其中以叶吴影响最大。该派在外感热病学方面，其刻意罗织，欲与仲景学说分庭抗礼之事实，无用讳言。正因为此，招致了不少治伤寒之学者的不满，他们认为叶派学说在理论上颇多疵谬，而治效亦并不可观，凭此欲与仲景学说相对抗，是狂妄。他们目击时弊，又因当时废止派大肆攻击《伤寒论》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故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批评，进行了抨击，于是，就掀起了寒温之争。对学术发展来说，开展百家争鸣，各抒己见，这无疑是好事。本文拟对叶派学说有过异议的医家，寻源析流，略作探讨。但其中有些重要医家，如陆九芝等人，因另拟有专文介评，故本文述及时从略。读者可以参阅下文。
探源
一、抨击叶派之肇始发凡期
最早对叶氏学说进行评批者，为吴江徐大椿(1693-1771)。徐氏宇灵胎，又名大业，晚年隐居洄溪，故又号洄溪老人，与叶桂齐名，为清代著名医家。经验丰富，博学多才。著有《医学源流论》、《难经经释》、《神农本草经百种录》、《慎疾刍言》，《伤寒类方》、《兰台轨范》等多种。其治学具有批判精神。他除了著《医贯砭》，专门抨击赵氏之学外，对《外科正宗》及《临证指南》亦作了认真评点。其于指南一书，有褒有贬，虽贬多于褒，但议论持平，大致恰当，尚易为叶派中人所接受。此所以徐评之《临证指南》，在叶派医者主宰医坛之历史条件下，一直畅行，而转求无徐评者，反不易得也。
叶、徐二人同时，而徐氏年齿较晚。叶派中尝有人论徐氏之评指南，云其“虽有失理微词，不能掩其大醇。”这只是嫌其有些措词，未免对前辈有失礼敬，对评批则基本上持肯定态度。唯王孟英为维护叶氏学说尊严，曾反驳徐氏，将其评点之认为失当处，列条指出，但为数甚少，足见徐氏之评批，可挑剔处不多。
究徐氏之最为不满者，为“治疟禁用柴胡”及治热入血室之亦塀弃柴胡，他说：“热入血室，柴胡汤为主力，此千古不易之定法，而此老偏不用柴胡汤，其治疟亦从不一用，口口声声推崇仲景，惟柴胡汤则视之如仇，专与相背”，“历古相传之定法，敢于轻毁，即此一端，其立心不可问矣。”又谓：“医者之学问，全在明伤寒之理，则万病皆迩。”而《临证指南》竟以偶尔受寒之小疾，充作伤寒一**门，则平日所习何书？所治何疾耶？徐氏的这些批评，对后世抨击叶派之医家，很有影响。后人谓伤寒治法，至天士而失传；叶派对仲景之学，实阳奉而阴违，凡此云云，均滥觞于徐氏，草灰线蛇，从上述评批中就已不难看出。而授叶派以复古派、卫道士反诋之口舌，亦已从徐批中即显露出可击之懈隙。
迄元和陆九芝出，则对叶吴之学，进行了激烈的抨击。究徐氏之于叶氏，尚属于评批，而陆氏之于叶派，已纯属乎驳斥。故抨击叶派之肇始发凡人，宜当以陆氏为代表。叶派中人，亦正因恶其开抨击叶吴学说之风，故对其攻排极烈。陆氏书，除《世补斋医书》及《岭上白云集》十二卷外，据其子润庠云：“尚有《驳评临证指南》一种，为先公未成之书”，惜未问世。《世补斋医书》共前后两集，前集刊于光绪丁酉岁，为陆氏手定本，名之日《世补斋医书前集》，盖以刊布者尚有多种故也。陆氏谢世后“是书风行宇内，群以未得见后集为憾。”门人冯叔莹乃锐然助其子任校雠之役，将所藏数种整理后于宣统二年付梓，名曰《世补斋医书后集》，前后两集各分上下册。冯心鉴谓其书开前贤之奥秘，创后学之津梁，足以流传不朽。又曰：综观其书，率皆发人所未发，解人所难解，晦者显之，略者详之，凡有妄解妄注，假名错简之处，不惮繁言辩驳而厘正之，大抵前集各种，以明理为主，后集各种，以辨误为主，盖欲病者不为医所误，医者不为书所误也。近人陈梦赉老亦谓其书绳前启后，颇堪矜式。其中尤以文集十六卷及不谢方一卷，影响最大。
略晚于陆氏，温热派著名医家柳宝怡，对叶吴之学也很有异议。柳氏不但说叶香岩治温病之法失之肤浅，批评叶派废六经而不讲，对吴鞠通犹痛加惩创，说其温病必始于上焦手太阴云云，背谬为尤甚。还通过节录他人之说，抨击吴鞠通“肆改原文，捏为圣训”“诬圣误世”。
约与柳氏同时，有雷少逸于1882年著《时病论》，内中有一篇“伤寒书统治六气论”，究其内容，也是为驳斥叶派观点而作。又莫枚士《研经言》中，有“驳临证指南二条”，谓“温热类，以神昏为心包络病，考古说神昏属阳明，见于《素》脉解厥逆及《金匮》中风等篇，而《灵》经脉篇释心包络经是动所生病，无神昏不知人说，则叶氏之于经学可知也。”莫氏认为：此为“徐灵胎所未及驳者，而误人也亦不浅”
略晚于雷氏，有绍兴名医何廉臣(1861-1929)，初习仲景之学，继从樊开周游，于叶派之学，致力颇深，但出以问世，效者固多，尤有不效者，乃出门访道，遇名医辄相与讨伦，觉无所得而返，后与赵晴初切磋时病治法，颇有启迪。何氏著作甚多，其中如《全国名医验案类编》、《通俗伤寒论》(原书仅三卷，何氏加出发挥，内容比原书增加三倍)等，在医界影响均较大。其学术成就，亦主要在外感方向。何氏晚年，于叶派学说，也常有批评，他对时医“于古书全不讲求，专奉叶氏《临证指南》为金科玉律，依样葫芦”之风气，很为不满。他认为：温病新感少，伏气多，卫气营血的的辨证方法，只对新感温病尚可适用，又何以可辨一切之感证哉！故治宗六经成法而加以变通，认为：“温热病只讲三焦，不讲六经，此属妄言，仲景之六经，百病不出其范围，岂以伤寒之类，反与伤寒截然两途乎！叶案云温邪吸自口鼻，此亦末确，仲景明云伏气之发，李明之、王安道俱言冬伤于寒，伏邪自口内而发，奈和以吴又可《温疫论》混牵耶！”何氏曾将叶吴学派的四层三焦辨证法，与俞根初的六经辨证法，仔细作了比较，认为“远不逮俞氏发明六经之精详，包括三焦而无一遗憾。”但何氏治学，主张崇实黜华，以实用为原则，故善于采撷寒温二派之所长，并不完全摒弃叶派药法，加之从学樊开周时，专从叶法，自号印岩，以及批评叶派，较为温和等原因，故竟至被有些人误当作为叶派中人。实则何氏在学术上除了倡伏火之说，主张寒温一统，主张崇尚六经等，与叶派有着原则上之区别，故为绍派伤寒之中坚，而不能隶属于温热派。
绍兴名医中，对叶派学说有批评者，尚有近代名医杨则民(1893一1948)，杨氏为诸暨人。一名寄玄，字潜厂。著述较多，所编讲义及医著，约20余种。其中《内经哲学之检讨》一文，最为有声于医林。他在浙江中医专门学校任教时，于校友会年刊上，亦有批评时医泛用轻灵法之文发表，他说：“近世医家用药多主轻灵，视使用经方如犯大辟，不论急性热病，慢性热病，设病人体力尤强者，其入手数方，大抵以轻灵剂与之，幸而病愈，即自傲能以轻药愈大病，薄使用经方者为未达于理，观其所用，为‘轻透络热’，‘轻解气热’，‘辛凉发表’，‘宣通肺胃’诸药，无不作用轻微，经方家因斥为‘医不好病药不死人’之无聊剂，其病愈为自愈，而非药愈。”杨氏认为：轻灵剂“惟病轻者可用，”“惟病轻者有效，体力壮健者有效，若遇重病而予此种清轻疏通之剂，不仅迁延时日，直养痈遗害耳。”又说：“吾友徐君究仁，谓时令病轻证，其人体力强，本可自然治愈，虽发热恶寒头痛胸闷，与重病初期症状相似，但只用轻通疏宜之品数味，灵其气机，可随手愈，荆芥、薄荷，固可清热，桑叶、菊花、大豆卷、丝瓜络，无不可以清热而愈病，旨者斯言，得此中三味矣。”杨氏还认为：“解热剂如大豆卷、丝瓜络、西瓜翠衣、竹叶、荷叶、莲子心、灯心渚药，既非芳香，亦无作用，石斛、茅根、芦根等仅粘浆汁而稍有甜味，其不足以解热治病，尚待言哉，此等药仲景方中所不收，顾近人竟于此大发议论，不曰轻清透气，即曰轻清透络，此真庸人自扰矣。当急性热病细菌发挥其作用时，而谓用此等药即可解热，人其谁信。”“其人体强，自然疗能，由自救之结果而一旦解热，或病原体受生体抗毒素之防御而不能发挥势力，则其病亦瓦解，是其病之解除，非由此种药物之作用也明矣，医者不知自返，竟贪天之功为己功，因而推及此种药物医治之效能，其说之无当，亦明矣。”
杨氏总的认为：轻灵剂不足以治大病，若重病因以轻灵剂予之，可以无过而使用，其立心尚足问乎？杨氏治医，向无封畛之见，“以为医者天职，在能愈病，使经方而有益治疗，固当遵用，轻灵剂而有效病体，顾可薄视乎者，设存门户之见，药非轻灵，即为失叶法薪传，用必经方，斯为仲景信徒，不悟轻病与大方，是为牛刀割鸡，重病而予轻剂，是为以卵敌石，二者皆不可也。”这正是绍派对寒温之争所持之态度，但以上所引，反映了杨氏对叶派药法的批评，这也是十分明显的。
在同期校刊(第六期)上发表类似观点之文者，尚有寿守型等人，寿氏在《我对中国医学之认识》一文中，有“清代医学更趋袁落的原因”一节，谓：“叶天士派的轻清方法，使医生技术上退化不少。”徐究仁在《伤寒究三焦温热参六经之我见》一文中，除了对“温热病只究三焦，不讲六经，此是妄言”说表示赞同，并指出：“今之时医，每囿于寒温之畛域之见，不肯一用经药，苟遇此等证(柴按：指暑温等热病)，仍用桑菊银翘等温病套方以为治，于是治之而无功，治之而益剧，虽不死于药，实死于贻误病机耳，医者之大患，奠此为甚。”这显然也是对叶派药法之批评。
二、攻排叶派之登峰造极期
从陆九芝对叶派学说进行激烈的抨击，后来一直发展到恽氏学派对叶吴学派的猛烈攻排，这是由历史条件所造成的，不能纯粹看作是文人相轻之结果。
这一时期，应以恽铁樵氏为代表。恽氏为江苏武进人。襟怀高洁，文笔矫健，其早年在商务印书馆主编《小说学报》时，取文一律以优劣为衡，佳者虽无名新进，亦获厚酬，否则即名家，亦摈而不录，至公无私，为时人所称顷。即此一端，其为人可知。
恽氏之世，消灭中医之逆流，其势汹汹，面中医界有些人却在散布“仲景学说已经过时”的错误观点，这与废止派的攻击《伤寒论》，在客观上起了异曲同功的作用。废止派的猖狂进攻，叶吴学派对仲景学说的曲解，以及当时中医界严重的党同伐异的不良风气，使恽氏深恶痛绝。这种环境，使得恽氏在论战中不可能平心静气地来讨论学术。因此，《群经见智录》尚是应战之作。《伤寒论研究》已含挑战意味。而《温病明理》确已不乏骂訾。恽氏对中医不会灭亡这一点，具有坚定的信念，他说：“谓中医将灭亡者，杞人忧天而已。”但他很看不起叶吴学派，认为叶派之流，一方面散布怀疑《伤寒论》的谬论，一方面“惟恐中医被取缔，妄欲结乌合之众以为党，以与潮流相抗，而号于众日，吾欲保存国粹，彼等野狐禅之医学，岂是国粹，亦安有保存之希望。”他说医家误治屡屡，覆辙相寻滔滔，皆叶吴王三家之造孽，惟叶派之流毒已如此，所以必须将其黑幕揭破。在《温病明理》一书中，恽氏就是这样地边批驳，边诃斥，他甚至说吴鞠通既不懂得六经，又不懂得三焦，创为谬说，致杀人千万，是投畀豺虎而不足辜蔽者。这样子的攻排叶派，真可谓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对废止派的反击与对温热派的驳斥，不加区别，一律猛烈攻排，在学术争论中发生这种情况，这是时代造成的局限性，如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不必为此而深责这位杰出的中医理论家，相反，在触处荆棘的环境中，恽氏不但站在与废止派论战的最前列，为捍卫中医学作出了贡献，而且不怕“群起而排之。，甚至在受守旧派医家及有力者所忌，终至遭到函授学校一度被迫停办的挫折之后，仍然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而且不屈不挠，急流勇进，于1933年重新开办函授医学事务所(问业者达五百余人)，这种即无立足之地，亦决不随俗浮沉，违心佯狂的精神，应予高度评价。
恽氏的22种著作，其中《伤寒论研究》、《热病学》等都是论外感热病之专著，而《温病明理》一书，专以攻誹叶吴之学为主眼，故为研究抨击叶派医家学术观点的重要著作之一。此书虽主要是采撷陆九芝之说来表明自己的意见，但不乏引伸发挥之处，故其学术价值，虽在《温病论衡》之下，却远在《温热辨惑》之上。
恽氏两次创办函授学校，从学者甚多(初次从学的达六百余人)，影响很大，故形成一个恽氏学派。其门人则以徐衡之、章巨膺两人较为著名。徐氏为武进人，曾与姚若琴主编《宋元明清名医类案》，并与章次公共同编纂了《章太炎先生医论集》，徐氏曾为《温病明理》写序，序文之抨击叶吴学说，亦颇烈。章氏为江阴人，对叶吴之攻誹，其用力之勤曾不略亚于其师。章氏也认为：“今日医学晦盲否塞之现状，”是“天士鞠通始作俑，王孟英章虚谷之徒，复从而铺张扬厉”所造成，所以他紧紧跟随其师恽氏，有《温热辨惑》之撰作，此书通过熔裁陆、恽诸氏之说，来表明自己的意见，属课徒教学之作，学术上新见解不多，但提出“用下药须有下证”，“伤寒下不嫌迟，温病下不嫌早说，不可迷信。”亦具有卓见。
与恽氏同时而对叶派亦作攻誹者，尚有张山雷(1873-1934)，张氏名寿颐，江苏嘉定人。热心于中医教育，在浙江兰溪中医专校任教时，自编教材，注重实用，著作亦多，约20余种。其中如《中风斠诠》、《疡科纲要》等，在医界均有一定影响。其《湿温病古今医案平议》一书，主要是因为感到《温病条辨》一书之论湿温，看似“罗罗清疏，言之成理，然总是凭空拟议，悬想仿佛”，“窃恐执死法以治活人，枘凿方圆，格格不入，贻误亦必不小”所以他选择治案，推阐原委，欲为学子立一临床实验之正鹄而撰此书。书中对叶派之抨击，字里行间，每有可见。如在醴公治曾某案的平议中，说：“讝语神昏，本属热灼脑髓，扰乱神经”“若以叶派诸公处此，必谓逆传心包，犀角地黄，玄参知麦，牛黄至宝之属，俯拾即是，乃演成苏谈之所谓防其痉厥，防其外闭内脱，而无一不痉厥闭脱，随呼随应，时医名手，**皆然。”又如在治田芝祥一案后说：“……神志已糊，脑神经已受熏灼，醴泉所谓热入营络，侵犯心主宫城，尚是叶派欺人之语，在今日已知是通套空话，不必再污笔墨。”又如丙寅九月十五日甲医初诊一案，在丙医八诊后之平议中，认为：今日见证，是“热邪充斥三焦，深入灼阴之明证，乃至此则想出养阴二字，则又叶派杀人之绝妙好手也。”他说此等方案“本无可取，然姑存之而备论其谬，以告初学，俾知惊惕，亦是一法。”现其上议，可知其持论与陆九芝同。此与“自叶氏《温热论》，以首先犯肺，逆传心包八字提纲，遂若温热为病，非肺即心，非心印肺，竟将阳明最多最重要之证，略而不言，一见神昏，必从心包主治”，以至宝、犀黄，生地，玄参等庞杂乱投为惯技，助纣为虐，终至不可救药云云，亦可互为印证。
于此，抨击攻排叶吴之学的流派，由陆九芝、恽铁樵，张山雷等，已基本形成，该派在与叶派的学术论争中，由底定巩固而加深加广，流泽方长。
析流
三、诘难叶派之别开生面期
恽氏之后，学术争鸣与门户之间的互相攻讦，已夹杂在一起，竟成了中医界迄今未能完全荡除之恶习。但学术上的质难诘驳，也在深入发展。
迄山阴祝味菊出，其对叶派之批判，有新见解，如论温邪引起温病说之非，说贯中西，言前人所未言，开始触动叶派学说之根本。祝氏早年悬壶成都，为四川名医，后到上海，独树一帜，形成一个以温补为特点的祝氏学派，被中医界公认为是仲景一脉之后劲。
祝氏初到上海时在1927年，据其自云：彼时沪上医家，多属叶派。视氏因医风与之不同，初不敢孟浪悬壶，"于是虚心下气，待诊于名医朱某之门，凡三阅月，深佩其机巧莫测，料变若神，然病者往往由轻而重，而死，医者逐步料到，而不能挽其死。由辛凉解表，甘淡驱湿，而致透热转气，清营散血。由宣化湿浊，滋阴清热，而至涤痰开窍，平熄肝风。医者逐步做到，而总不能弭其变，挽其死，于是爽然若失，默然深感名医之所以成名医者，在于料病识变，而不在于劫病救变。”为此，祝氏对叶派医者大为不满，他猛烈抨击这种时弊说：“彼时医处方，以轻灵为通俗，以寒凉为平稳，侈言病变，予谋卸过，伪作谦和，过示审慎，用药维轻，用术维精，煦寒问暖，若有同情，成则居为已功，败则诿诸天命，可以欺妇孺，骇庸俗，乌足以受大命。”又说：“彼时俗之医，习用轻清，幸而得手，已令延期，每见不药可愈之病，一候又一候，必欲令其邪正俱惫而后休，贪天之功，以为已有，皆造孽之徒也。”批评叶派医者，采用这样措词，真可谓是恽氏学派之遗风。但祝氏之攻讦，是由于愤慨，因彼时叶派中人，排斥异己，亦颇为失当。如1929年，有徐某弟患感证甚剧，先由叶派医者治疗，全谓热入心包，主用清官之类，因治不见效，病家改延祝氏，祝氏予麻，桂、姜、附之类，一劑后未见转机，病家心焦，复延叶派名医，谓已为祝氏误治，不可救药，辞不治。病家于悲痛中觅祝强归，露怨尤祝氏意，祝氏悉情后，因学验丰富，胆识过人，乃一力承担，处方無更只字，先后服六剂而告愈(此事详载于《伤寒质难》)。从这一例子来看，叶派中人，因笃信己学，竟有轻率攻誹他医若是者，祝氏受到这样攻击，在著述中有愤愤之词，应当说是情有可愿的。但现在时代已经不同，医者若仍因学术观点之异，继续互相攻讦，就只能加深门户之见和助长党同伐异之风，给振兴中医事业带来损害，这一点现在很值得我们的注意。
据《温病明理》记载，恽氏之世，时医已多“崇拜天士为医圣，谓鞠通《温病条辨》，可以与仲景《伤寒论》分庭抗礼。”这说明中医不但曾有人把仲景当偶象来崇拜，也早有人把叶天士作为偶象来崇拜。所以姜春华老说，“我们不要把叶氏当作偶象来崇拜，不要把他治疗温病的经验当作顶峰。”这无疑是正确的。在这一问题上，祝氏不迷信权威的态度是很为可取的，祝氏以五段代六经，已足说明他崇尚仲景学说而不泥于仲景学说。对于叶桂，他说：“天士亦人也，人尽有智也，焉知今人之不昔若也。”当然，这话在崇拜叶氏为医圣的人看来是狂妄。但祝氏认为：“学说之演变不已，往往昨是而今非，后生可畏，安知来者之不如昔耶。”又说：“苟能融会中西，探索真理，不通则已，通则豁然开朗，如登泰山之顶而望日出，气象千万，彼金元诸家，直足底浮云耳。”这种见解，在执着成见，拒绝新知，以仲景或天士为医圣，拜倒于古人脚下，为已有知识束缚住自己的思想，而听不得不同意见的人，是根本不敢想象的。
祝氏医著中，《伤寒质难》一书，很有学术价值，此书新见解不少。内中“太阳伤寒关于温热病之分辨”一篇，实为诘难批评叶氏学说之专篇。总的来说，祝氏认为叶派之学不可盲从，《温热论》瑕疵很多，吴鞠通、王孟英辈推波助澜，以为叶氏之温热，足以颉颃仲景之伤寒，实则疵谬矛盾，不胜枚举。
《伤寒质难》系祝氏口述，由其弟子陈苏生老笔录，写于1944年，刊行于1950年，是一本以师生问答形式汇录的研讨外感热病之专著，文笔畅茂，论理精湛，且参西说中，不乏创见，惜仅印过二千册，现社会上已很少流传。(上海中医学会图书馆有藏本。)
陈苏生老原亦时方医者，曾与祝氏展开舌战，几经辩论，始折服称弟子，后卒获视氏心传，成为视派之传人，著有《温热管窥》(内部印行)，亦不同凡响之作。陈老今尚健在。
又上海儿科名医徐小圃，原亦时方医者，后因其子伯远病危，时沪上叶派中名家及西医均束手，经祝氏一力承担而治愈，徐氏受此影响，后亦转变医风，成为祝派中之佼佼者。其子伯远、仲才，俱受业于祝氏，徐仲才教授现执教于上海中医学院。祝派门人，健在者尚多，沪上名医如江克明、王绍基、王九峰等俱属。
与祝氏同时而极力攻排叶派者，尚有孔庆莱(1816一？)，孔氏名蔼如，浙江肖山人。1902年中秀才，后至日本入庆炎大学，得化学博士学位回国，先受聘于商务印书馆，编辑《化学》，能诗，为南社社员，后以身弱多病，钻研医学，现代名医陈道隆为门下士。在1929年执教于浙江中医专门学校时，于《校友会年刊》上发表了《中风真类辨》、《近代医派论》等医文。他对徐灵胎十分推崇，贬吴塘则颇烈，《近代医派论》说：“徐氏以天纵之资，道德高隆，聪明正直，品才学识，卓绝千秋，上承道统，下启后人，瑞民族精神之所寄，盖数百年中第一人也。"对叶派中人则大加贬斥，他说：“妄人吴鞠通者，荒谬绝伦，荡无廉耻，窃人余唾，以著《温病条辨》，人以迩名，其学则如通如不通，有通有不通，或通或不通，忽通忽不通，其人本无足取，其说本无足录，时逢末劫，其书盛行，昏庸之徒，以其简陋而易学也，昧然宗之，视为兰台秘笈，竟谓歧黄至理，尽于此矣，病家既趋之惟恐不及，蠢夫斯日益骄横，心高气傲，几目病人为无物。”孔氏甚至说：“红羊兵祸，不过十年，鞠通之祸，直百年而未已。”故他大骂鞠通，说他是“医门败类”，并认为其学之流行，实为黎民之厄运，他为了贬斥其学，故特著《鞠通发挥》一书。此外，他对王孟英，亦加攻誹，说：“同时有王孟英者，挥文弄墨，似是而非，比于鞠通，似觉稍胜一筹，然亦百步与五十步之间耳。”因他对孟英开口阴虚，动笔寒凉，十分不满，故又“著《孟英问堆》以辨之，盖以其似是而非，误人实深，故不自觉其言弗也。”他还认为陆九芝之抨击叶吴，虽然鹤立鸡群，但力量不足，故收效亦微，又因曲高和寡，他“慨余风已杳，痛后继无人。”故有上述二书之撰作，但因未尝印行，仅以手抄本流传，故影响不大。此外，孔氏尚著有《诊余痛言》，内容未详。
在《医界春秋》杂志上，熊寥笙老在致余无言书中，亦云据其治疗经验，以叶派药法治湿温，疗效不好。熊老亦为今医林之耆宿。
近代著名思想家章太炎，对叶派学说也持批评态度，他在杭州中医专校讲课时，曾抨击叶派，说：“近代叶派之流，于病状尚未说明，先以五行之谈为铺张，则直是油腔滑调矣！”其实，叶氏写案，比较朴实，其言五行者虽多，但侈谈者实少，后世学叶氏的人，不能获其神髓，徒在字面上著力，以五行之谈为铺张，好象邯郸学步，这固然是一个为章氏抨击的原因。但章氏对五行学说持批判态度，故其论如上，其实章氏全盘否定五行，是不正确的。但章氏之论湿温，对叶吴提出悬牛头卖马脯，名不符实的批评，言前人所未言，语颇精深，他指出；湿温之名，首见于《难经》，然尚未志其症状，迄《脉经》始补充之，嗣后《活人书》、《本事方》皆以之为据，但后人竟以脉证完全相异之病，“强傅以湿温之名，叶桂倡之，吴塘以来附之，众口雷同，牢不可破，夫病之治疗，古今或容有异，若以病状定病名，此不能违古而妄更，叶吴之湿温，可谓悬牛头卖马脯矣。”此论对后人之抨击叶派，很有启迪。在对叶派学说之抨击中，若此别开生面之论，陆九芝、恽铁樵之后，殊不多见。因祝味菊、章太炎诸氏之诘难叶派，不因循陆、恽等人已谈过之旧说，故余称为诘难叶派之别开生面期。
四、批评叶派之奠基祇定期
陆氏抨击叶派，尚不过措词较为激烈。恽氏与废止派大论战，彼此常谩骂，寒温之争夹杂其中，由此而掀起互相攻讦之风，到诘难叶派期尚颇有陋习。但再次以降，排异攻讦渐转为注重说理，学术争鸣风气稍趋正常。
此时如时逸人(1896-1966)之论寒温，虽对吴鞠通等有批评，但措词平允，重在说理，且一分为二，字里行间没有以诋訾泄愤为快之气氛，这样讨论学术，值得我们效法。
时氏治学，以善于博采众长称，他认为：对古代开始怀疑，而后深入钻研，获得收获，“学术界的生机在此。如果专一崇古信古，以为古人天生上智，企不可及，毕身钻研，祗做到食古不化而已，有什么进步可说？”这是很正确的。时氏著作，有《中国时令病学》、《时氏处方学》等。他在《中医伤寒与温病》一书中，对叶派有微词，他认为：“《温热论》经章虚谷、王孟英捧场，俨然认为谈温病者特出的宗派，”其实此书的缺点也不能忽略。时氏对首先犯肺说，也持异议，并认为吴塘说九种温病都始于上焦，在手太阴，是固执叶氏的错误理论，所以有与实际脱节的舛误。认为叶氏“伤寒多有变证，温病在一经不移”云云，亦是千里之失。对《温病条辨》，他说长处有三，缺点居六，如“(一)他将温病发展到温疫方面，将经中所载‘厉大至，民善暴死’等等尽皆列入。即吴又可所说戾气。亦都尽量包括。(二)关于外感伏气等，亦都具备，并无成见。(三)认识到四季气候变迁，能影响人体健康，把环境气候变动，和体质有连带的关系，亦都分别说明。”这是他的长处，至于缺点则：“(一)伤寒温病，性质相同，经过亦大致相同，硬要分别为病在三焦，未免牵强。余认为三焦之说，仅可认为病证经过之次序，如第一期，第二期之类。吴氏疑为凡病温者，在手太阴，祗说到外感初起，有呼吸器病的一部分，如外感初起，并无呼吸器的症状，一概认为在手太阴，未免无的放矢。(二)用桂枝汤治温病初起，亦觉不妥。可能说是用桂枝汤，必然引起高热，后用白虎汤来退热，即使幸而获效，已成焦头烂额，以后用三甲复脉专翕大生膏之类，酿戊严重危候，鞠通不能辞其责任。(三)误服桂枝汤后，是否须用白虎汤，须以症状为主，如不能分析病情，只以白虎汤来塞责，亦未能认为满意。(四)温病中包括风温、温热、温疫、冬温四种，立一法以统治，亦觉尚待研究。(五)温病初起，桑菊银翘力量太轻，白虎力量太重，太过不及，都不适宜。《伤寒论》中麻杏石甘汤，葛根黄连黄芩汤，都可借用，吴氏计不及此，未免所见不广。(六)湿温初起，有表邪为多，藿香正气加减用之，颇少捷效。吴氏惟先用三仁汤，亦未能认为满意。”总之，时氏认为《温病条辨》是缺点多，优点少。他认为吴氏继承了叶氏的遗产，便狂妄地欲与仲景对立，这是不对的。但此书不是专为批评叶派学说面撰写，以上所论，不过书中所偶及，故尚不足为此朗之代表作。
可推为此期之代表作的，余谓当推《温病论衡》，此书措词虽并不激烈，但说理精湛，批评叶派很显力量，确具有“绝叶吴之根株，捣叶吴之巢穴，斫叶吴之根本”的作用。因为谢诵穆通过严密论证，抓住了批评叶派学说最为关键的一点，这就是“温邪上受，首先犯肺之温病，考其症状，在叶天士之前，并不称为温病。”而叶派以漠不相关之前贤学说为甲盾，以内难仆景为护符，将前人的温病，与自己杜撰的温病，扰在一起，弄得如油入面，不可复别，反而使本来已比较复杂的温病学说，变的更加复杂了。因为伤风、肺胀等呼吸器病，本来并不称温病，叶氏混称之后，就从此凭空阑入到温病范畴。谢氏认为：为了有利温病学说之整理，“不应当承认其为温病，当屏之温病范围之外。”
谢氏认为叶派学说理论上错误很多，治疗上措施不力，时医盲从，必须衡正。又鉴于陆九芝的抨击叶派，属于支支节节的铲除，一句一章之芟削，故仅成对抗之势，而并未扼叶吴之要吭。他为了彻底荡平叶吴之壁垒，认为必须抓住根本问题，来“推翻叶吴之温病”，所以有《温病论衡》一书之撰作。他还说：医者用不着为此而杞忧，因为“推翻叶氏之温病，仅为推翻温病学说过程中之一部分，决非推翻温病学说之全体。”而“芟此赘疣，则温病学说之整理，或将厘然有序。”这样批评叶派，因为抓住关键不放，显得很有力量，又因《温病论衡》分析入理，确是动摇了叶派学说之根本。此外，《温病论衡》中关于温病当定肺胃二系，伏气之说为无稽等论说，虽多系秉前人之说而发挥之，但说理之精详，表述之清楚，可谓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至此，对叶派学说之批评，可谓已经谢氏而祗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