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谓痰火之证，本于亡血夺精，而其精之与血，皆真水真阴，有形有质，难成易亏者也。夫所谓痰火者，言末而忘本也。盖真水既亏，则相火随炽，壅迫津液为痰，故曰痰者火之标。然以痨瘵之证，谓曰阴虚火动者，盖以一言而括尽病之标本矣。《内经》曰：阴虚生内，盖热者火之微，火者热之极，火迫津液而为痰，则阴虚正谓致火致痰之本，而东垣所谓先受病为本，次受病为标者，非此谓乎？今之治者，惟曰清痰降火，则殊昧治病必求其本之论矣。或曰：滋阴降火者，固为所宜，迨考所用之剂，母乃四物增以知、柏、芩、连苦寒之味，殊不知阴得寒愈消，脾得寒愈败，病者得之，宁不减食而胀泄乎？又宁不阴消而肉削乎？然曰滋阴降火者，谓益水而胜火也。盖以龙雷之火，不可以水伏，不可以直折，法宜甘温以补母，人参、山药、五味之属，以苦坚之，知母之属，以苦佐之，黄柏之属，岂不闻萧丘之火乎？按古之治痨诸方，鲜有不主参、 者，盖古人以血脱者益其气，所谓阴藉阳以生之义耳。如妇人产后去血过多，上气喘急，命在须臾者，名曰孤阳绝阴，此阴虚之极者也。法当补阴，然而不主四物等剂，而用参苏饮，剂中惟人参、苏木二味其用也，岂古人之愚乎？盖亦本诸《内经》之旨也。夫苦寒之用，胎于王氏一言之差，遂为万世之妨，愚考《本草正
寒
阴，阴虚火动，劳嗽、吐血、咳血等证勿用之。盖人参入手太阴，能补火，故肺受火邪者忌之，阴消，惟宜苦甘寒之药，生血降火，世人不识，往往服参、 为补而死者多矣。言闻曰：孙真人夏月服参脉散、肾沥汤三剂，则百病不生。李东垣亦谓生脉散，清暑益气汤，乃泻火益金
积，岂有发心 之理。观仲景治腹中寒气上冲，有头足，上下痛，不可触迫，呕不能食者，用
能补肺火，阴虚火动失血诸病，服之必死。二家之说皆偏矣。夫人参能补元阳，生阴血，而泻阴火，东垣李氏之帮助矣。仲景张氏言亡血血虚者，并加人参。又言肺寒者，去人参加干姜，无令气壅。丹溪朱氏亦言虚火可补参、 之属，实火可泻芩、连之属也。二家不察三氏之精微，而曰人参补火，谬哉！夫火与元气不两立，元气胜则火邪退，人参既补元气，而又补火邪，是反复小人，何以与甘草、苓、术谓之四君子耶？虽然，二家之言，不可尽废也。惟其语有滞，故守之者泥而执一，遂视人参如蛇蝎，则不可也。凡人面白面黄面青黧悴者，皆脾肺肾气不足，可用也。面赤面黑者，气壮神强，不可用也。脉之浮而芤濡虚大，迟缓无力，沉而迟涩弱细结代无力者，皆虚而不足，可用也。若弦长紧实滑数有力者，皆火郁内实，不可用也。洁古谓喘嗽勿用者，痰实气壅之喘也。若肾虚气短喘促者，必用也。
仲景谓气寒而喘勿用者，寒束热邪，壅郁在肺之咳也，若自汗恶寒而嗽者，必用也。东垣谓病火郁在肺勿用者，乃火郁于内，宜发不宜补也。若肺虚火旺，气短自汗，必用也。丹溪言诸痛不可骤用者，乃邪气方锐，宜散不宜补也。若里虚吐利，及久病胃弱，虚痛喜按者，必用也。节斋谓阴虚火旺勿用者，乃血虚火亢能食，脉弦而数，凉之则伤胃，温之则伤肺，不受补者也。若自气短肢冷脉虚者，必用也。如此详审，则人参可用不可用，思过半矣。东垣节斋之说，本于海藏，但论又过于矫激。丹溪言虚火可补，须用参、 。又云阴虚潮热，喘嗽吐血盗汗等证，四物加人参、黄柏、知母。又云好色之人，肺肾受伤，咳嗽不愈，琼玉膏主之，是阴虚痨瘵之证，未尝不用人参也。节斋私淑丹溪者也，而乃相反如此，斯言一出，印定后人眼目，凡遇前症，不问宜用不宜用，辄举以借口，致使良工掣肘，惟求免去病家之怨，病家亦以此说横之胸中，甘受苦寒，虽至上呕下泄，去死不远，亦不悟也。古今治痨，莫过于葛可久，其独参汤、保真汤，何尝废人参而不用耶？节斋之说，诚未之深思也。杨起曰：人参载本草，人所共知，近因病者吝财薄医，医复算本惜费，不肯用人参疗病，以致轻者至重，重者至危。然有肺寒、肺热、中满、血虚、四证，只宜散寒消肿，补营，不
，则谬矣。古方治肺寒以温肺汤，肺热以清肺汤，中满以分消汤，血虚以养营汤，皆有人参在焉。所谓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又曰：养正邪自除，阳旺则生阴血，贵配合得宜耳。庸医每谓人参不宜轻用，诚哉其为庸也。好生君子，不可轻命薄医，医亦不可计利不用，盖病者薄医，实所以自轻其生，医者计利苟且，所以自乖其行也。书此奉勉，幸毋曰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