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sp;&nbsp;&nbsp;&nbsp;这次重印曹师遗著：[伤寒发微]、[金匮发微]有三点需要说明：第一、原来的伤寒发微刊本没有圈点，曹师生前曾为其幼女圈点了一部，这次排印就全部照样加上了，使之和金匮发微的形式一致。第二、这两部书在前次刊行之后，曹师曾对原来的文字略有小小的修改，在订正仲景原文之处，又逐条加以注明，还有几处对原来的注文作了补充，现在全部根据曹师的手笔付排，因此目前的版本有少数地方和以前的刊本不同。第三、以前这两部著作先后单独刊行，重复的汤方一律依照仲景的原书用正文大字，现在既把两书合刻，就没有再保留重复汤方的必要。但是，为了保持原来的内容，同时对于汤方前后小有异同之处，便于相互参考，因此就用小字双行排在仲景原文之下，免得在正文中重复出现，这是我个人的主张。除了这三点之外，一切都是原来的样子。<br /><br />&nbsp;&nbsp;&nbsp;&nbsp;我是在曹师门下学习诗文，虽然在追随左右之时，曹师亦有时为之讲解医学，终以意不在此，未加留心，所以，到今天还是一个门外汉。现在重刊曹师这两部遗著，虽则由我来负责，但是对于曹师这一方面学问，实在不敢妄肆定论，不过曹师的主张精神，根据平昔知开，颇有需要谈的，因此，就从我的思想所及写几句在前面。<br /><br />&nbsp;&nbsp;&nbsp;&nbsp;曹师一生提倡经方，不论是教导门人或者是临诊处方，一以仲景为法，因此，少数敬仰他的人，说他是经方的典型，而很多反对他的人，都说他是背时好古，实际上曹师这样的主张，完全是为当时中医学术进行一场生死存亡的争斗，并不是曹师有意喜欢固执派别的成见。那时候，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的地位，帝国主义者挟其科学上的成就，用其全力摧残我国的民族文化，以期达到他永远奴役中国之日，在医学方面也毫无例外。仰承帝国主义者鼻息的国民党反对政府，媚外惟恐不及，更说不到对祖国医学的保护。至于当时的西医，好的是认为中医在学术上的落后、不科学，主观的全部加以否定；另外一种是争营业，尽力对中医排挤。当时医学界曾流行[中医不亡，是无天理]一句话，可见中国医学被蹂躏的程度。在中医本身，当此千钓一发之时，不思奋起图存，用科学方法研究祖国医学，使几千年的文化遗产不致灭亡；相反的却固步自封，视中医的存亡好像是与已漠不相关，临证处方，用药不出桑叶、菊花、防风、荆芥，剂量不出三分五分，轻病仍然能够妙手回春，重病就束手无策。至于麻黄、附子那一类能够愈病的峻药，不但自己不会用，还要以打击别人的方法来掩护自己的短处，说什么古方不可以治今病。这样片面的抱着一已的成见来对待学术，医学怎样能进一步提高。即使没有外力的压迫，前途已经非常危险。根据这们的情况，所以曹师极力主张经方，想把中医从庸俗的敷衍的治疗风气中挽救出来，使得治医的人们除了知道中医在轻描淡写的时方而外，还知道有一种大方重剂可以挽救沉疴，使中医在那样的恶劣环境下，用有力的事实，来挽救灭亡的命运，这是曹师不得已而不顾一切坚持主张经方的苦心，不但在当时，就是直到今，还是很少人能够理解的。<br /><br />&nbsp;&nbsp;&nbsp;&nbsp;就时方来说，曹师也不是一概的加以抹煞，在同门秦伯末兄的序文中已经指出了这一点，从曹师和丁甘仁先生的关系中更加可以充分的说明。丁甘仁先生是以时方擅长，可是他运用时方，完全因人而施，用丁甘仁先生的话来说：[我之所以用轻剂者，彼固没有重病也]，事实确是如此，丁甘仁先生的病号，大都是养尊处优之人，有的是偶感风寒，稍觉不适；有的是关中弱质，情感抑郁，这样的病人，藿香、桑叶，陈皮、豆蔻便以足够奏效，曹师也承认这一点，但是一遇到危急的病人，丁甘仁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