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从丁甘仁老师临诊实习之前，先进入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念书（1919—1923年）。那时候，曹师拙巢以词章家兼通岐黄术担任讲师，为了我爱好文学，便跟曹师论医，余事学诗。毕业后还是和同学许半龙、严苍山、章次公兄等常到曹师寓所虚心的学习和反复问难题。这已是三十年前的事了，但在这过程中给予我深刻的印象，保留到现在还没有消失。
曹师是经方派的典型，处方、用药都依照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的规律，强调仲景后的方书微不足道。我的看法呢？张仲景辩证求因、分经定方，规定严谨，在临床上自有一定的价值。但受了历史条件的限制，犯围不免狭隘，不同意把后代许多经验良方无形放弃。为了这不同的意见，我们有时引起辩论。在辩论时，曹师看见我们不能了解他的用意，往往舍医谈诗，拈题分议，各自沉思几句，把紧张的情绪很自然的缓和下来。我记得1924年的冬天，讨论芍药的酸饮和苦泄问题，沽酒烹茶，一灯相对，不知不觉的难声唱晓。最后还书了一幅墨梅送我。题句中有[微雪消时说与君]便指此事，可谓风趣极了。其实，曹师明知同门常用经方，而且也很愿我们从经方去旁求时方，得到更丰富的知识。相对的，曹师也常用补中益气、六味地黄和逍遥丸以及牛蒡子、前胡一类仲景书中不见的药，根本没有抹煞时方。次公曾对我这样说：“[曹师善用麻黄、桂枝，深恶痛绝的是桑叶、菊花，所以经方和时方的争执在曹师心目中就只有麻黄和桑菊的区分，曹师也认识辛温解表不适用于某些症状，所以他看到黄坤载用紫背、浮萍，就把浮萍当作温病发汗的主药]。次公的体会，虽然比我深入，曹师并非食古不化，也在次公的语意中可以体会得到了。
一般熟悉经方是一切方剂的基本，后世方剂大部分跟经方发展起来。譬如，一株树吧，有了根才有枝叶花果，我们不能孤单的欣赏一枝一叶一花一果，而忽略了它的根子；同时，我们也不能见到一树一木就认作是一座森林。曹师的极端主张研究经方而不坚持反对时方，便是这个道理。他充分的指出了研究中医应该从源寻流，不应舍本逐末，给予后学一个明确的方向。所以曹师的论诗推祟王渔洋，教导我们又鼓励多读汉魏药府，曾经特地写了一本[古药府评注]，可说是同一意义的。
曹师具有渊博的学问，可是业务并不太好，甚至异常清淡。那时，我的先伯父乡谥恭惠先生主持上海慈善团体同仁辅元堂，每年端午及中秋节例有施医给药，就诊的都是劳动人民。丁师就委托我推荐曹师参加这治疗工作，大约前后有三年，[金匮发微]的内容：便是此时的治案（少数是另外的。）[金匮发微]仅仅是曹师的著述之一，最可宝贵的，不同于过去注家的寻章摘句，钻到牛角尖里；也不牵强附会，自作聪明。他把亲自实验到的老老实实的写出来，没有经验的宁缺毋滥，绝对不妄加批判。这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精神，是曹师平生治学的特点，也就是[金匮发微]的实质。据我所知，曹师学孝廉的房师是嘉定s芍航生，也明医理；后入南菁书院学药，山长黄以周先生是著名的汉学大师兼精医学。那么，曹师的医学知识，师承有自，可以概见了。因此，曹师在实事求是诊断下，有[杯而愈]的，也有[一剂知，二剂已]的，声誉渐著，很快的转变了一部分同道轻描淡写的作风，不可否认是曹师推动的力量。
日寇侵略江南，曹师的故乡—江阴沦陷，曹师激于爱国义愤，不屈殉难。在明年才得到消息，我曾撰诗追掉之（1938年）。在[伤寒发微]、[金匮发微]再版的今天，更使我回想到曹师诲人不倦的精神和正确的教学方针。他留给我们的著作，正是发掘、整理祖国医学的宝贵材料。当然，我们并不以此为满足，我们需要全盘接受祖国民族文化遗产，我们要从经方到时方，汤液到单味，取长舍短，消灭宗教主义，发挥中医药更大的效用。然而这本册子，从中医临诊来说，定然是值得重视的。
末了，我要说的，过去[仲景学医与同郡张伯祖，时人以为识用精微过其师]。但是我在中医方面，除掉业务之外，虽然也做了一些事，自己觉得没有很好的继承衣钵，而且仍有不同的意见经常会暴露出来，对于曹师的表扬更是谈不到了。偶然和次公谈及，他也认为有同样的感概，这是我们非常惭愧的。
秦伯末
1955年11月写于上海市立第十一人民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