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铁涛医话13篇
作者：上师
前言
自1986年写《耕云医话》至今已十多年，结集出版亦已七八年了。“医话”是中医药学特有的写作形式，是医学与文史哲相结合的类似于随笔、杂文、散文而又不离交流中医药学术思想与实践经验之作。近年来，为了中医药学的发展，心里要说的话很多，有些点滴经验与体会也不想丢掉，因此接受同道之劝，继续把《医话》写下去。
1999年已经来临，20世纪的最后1年将光临大地，人类将进入新纪元。21世纪将是中华民族辉煌发展的世纪。中医药学历来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连在一起，应该也是辉煌发展的年代。但实际形势，并不使人放心!手头有《瞭望》周刊1998年第23期一篇文章——《为中医的发展“号脉”》。文章讲的是上海中医药的情况，文章指出，据专家估计，在上海市每4个人中就有1个人看中医。但距离建成全国一流的中医治疗和科研中心，满足患者求医需求，上海中医界遇到的现实问题有三：一是实施城区卫生规划，就给中医事业的发展带来挑战，为发挥医院的集合式效应，将不少中医医院列入拆并行列，中医院将面临着成为中心医院的一个科室的前景。二是上海正在加大医疗保险制度，中医医院无论从历史、规模、保障能力上与综合性西医院比较都有着客观上的差距，竞争将使中医院的挂钩单位骤减!三是由于普遍缺乏现代化设
文章指出，医疗改革、市场竞争和硬件水平，客观上对中医事业有不利的影响，但备，中医医院的诊断水平一直是薄弱环节。中医内部的诸多问题更使人感到棘手。上海中医院内“西医化倾向”日益加剧，中医特色正在淡化。在病房中，西药已占用药总量的半数以上。又因中医院收费的技术含量少，药费占收入的60%以上，个别医院甚至高达80%。将来一旦实现“医药分流”，许多中医院将面临生存考验。
文章为中医“号脉”辨证分析可谓入木三分，深刻得很，带有普遍意义。
希望全国中医机构应尽早想方设法，迎接未来严峻的挑战。我想中医药发展至今已数千年，国民党第一次卫生会议要消灭中医而消灭不了，岂能在把发展中医药写入宪法，党中央国务院一再提出中西医并举之时，中医药反而要走向萎缩吗?我对中医药前途抱乐观态度。
物必先腐然后虫生。《号脉》一文所指出的——“中医院内西医化倾向，日益加剧，中医特色正在淡化。在病房中，西药已占用药总量的半数以上。”这才是中医药发展的致命伤!
当全国大多数中医，忘记了自己的特色，不去发掘研究中医药之所长，自愿从属于西医，那就不用很久，估计四、五十年，中医便走向消亡了。
中医药学是一门应用科学，用于为人民保健、预防与治疗。如果我们不能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发展，甚至把自己的特色与优势丢得一干二净，在人民面前还有存在的价值吗?中医灭亡，匹夫有责。但希望寄托在中青年一代，特别希望中青年一代中，在中医药各个领导岗位上的同志，切勿忘记肩上的责任。首先要端正对中医的认识。不要轻视中医之系统理论，必须到临床第一线去实际运用中医中药为病人解除疾苦，要把自己从现有的基础上提高成为第一流的中医。懂西医没有错，诊断疾病能用中西两套诊断最好。但在中医系统理论指导下，进行辨证论治，尽量采用中医的综合治疗，所谓中医的综合治疗，包括口服中药、针灸、按摩以及其他外治法，不一定中药加西药。当然，偶然一用，或在某一环节上一用，亦未尝不可。但占主导地位的应是中医疗法。这样才能不断提高中医的临床水平，也只有这样才能总结经验，才能有所创新，有所成就。
近年来，“辨证论治”成为讨论的一个亮点。有人认为无证可辨，如何辨证论治?有一位老中医居然怀疑辨证论治之价值!有人认为辨证论治应改为辨病论治。本人对此问题有如骨梗在喉，不吐不快。
辨证论治之精神，来源古远，但加以提倡宣扬，是在解放之后、中医学院成立之初，第二版中医学院教材编写之时。郭子化副部长在庐山教材会议上提出把辨证施治之精神写入教材之中。后来经时间之推移，大多数学者同意定名为“辨证论治”。这是名称提倡之由来。
辨证论治是什么?它是中医药学中临床医学的灵魂，是总的指导思想，而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方法问题。千万别把其应有的地位降低了。辨证论治的思想孕育于《内经》，发挥于《伤寒杂病论》，《伤寒论》提倡“六经辨证”，《金匮要略》提倡“脏腑经络先后病”。“辨证论治”的内涵由此奠定基础。其最主要的内容是无论“外感”与“杂病”的病证，都不能凝固地、一成不变地看待疾病，疾病的全过程是一个变动的过程。这一主导精神与《易经》一脉相承——“易”者变易也。这一观点又与中医另一个精髓论点“整体观”相结合，外感病之变化概括于“六经”整体之中，“杂病”之变化概括于“脏腑经络”之中。“传变”之论，中医学并不禁锢于仲景时代，到了清代温病学说的长成，发明了“三焦辨证”、“卫气营血辨证”等论，从而对发热性流行性传染病的认识与治疗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前半叶达到世界的最高峰，在抗生素发明之前西医治发热性疾病，与中医之疗效相去甚远也。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谁掌握好辨证论治之精髓谁的疗效就好。疾病谱正在日新月异，有深厚的辨证论治理论基础，又有实践经验的中医学者可以通过辨证论治的途径去研究新的疾病并进而治愈之。
有人说无症可辨怎么辨证?这是要贬低辨证论治者最喜欢说的道理。其实所谓无证可辨引用最多的就是人无症状，小便检查有蛋白、红细胞或白细胞之类。这类病西医能检查出来，但目前似乎仍无办法治愈。我不会进行检查，病人拿来验单我只作参考，我运用辨证之法，却治好一些顽固之蛋白尿患者及尿有红白细胞之患者。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症，脉，舌等四诊合参加以辨证。
从未听说有人问——无病可辨的病人怎么治?我几十年来也治疗过一些这类病人，即生化检查一切正常，体征正常的病者。例如在七十年代某人民医院请我会诊中山大学一教授，经过多种检查，不能确诊是什么病?乃名之曰“厌食症”。病人一切检查正常，就是不想吃饭，吃不下饭与其他食品，乃日渐消瘦，卧床不起，声音低微。经过辨证，我认为他脾胃虚衰，宜大补脾胃，用大剂健脾益气养胃之剂治之，半月许已能行走，不到一月出院矣，到家嘱家人放鞭炮一串，以庆生还。又如我院一女职工，症见头晕，时止时作，发作晕甚，经各种检查不能确诊，我以甘麦大枣汤加减治愈。
西医诊断不明的病多矣，为什么不曰无病可辨如何辨?!
最近有文章拟将辨证论治改为辨病论治。我认为不妥，且无此必要。因为这个问题，早在高校二版教材——《中医诊断学》中已阐述清楚。辨证论治包括辨病，不排斥辨病，但比辨病高一筹。试阅第五版《中医诊断学》教材142页“辨证要点”中提出：①四诊详细而准确，是辨证的基础；②围绕主要症状进行辨证；③从病变发展过程中辨证；④个别的症状，有时是辨证的关键；⑤辨证与辨病的关系。
辨证与辨病的关系中，详细论述了“病”与“证”的关系，并指出：如果说辨证是既包括四诊检查所得，又包括内外致病因素及病位，全面而又具体地判断疾病在这个阶段的特殊性质和主要矛盾的话，那么，辨病不同之点是：按照辨证所得，与多种相类似的疾病进行鉴别比较，把各种类似的疾病的特征都加以考虑，因而对病人的证候进行一一查对，查对的过程中，便进一步指导了辨证，看看有没有这种或那种疾病的特征，再把类似的疾病一一排除掉，而得出最后的结论。在得出结论之后，对该病今后病机的演变，心中已有一个梗概，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辨证，便能预料其顺逆吉凶；而更重要的是经过辨病之后，使辨证与辨病与治疗原则与方药结合得更加紧密，以达到提高治疗效果，少走弯路之目的。
从辨证——辨病——辨证，是一个诊断疾病不断深化的过程。
大学生读的教材对辨证与辨病已论述很清楚，现在要改名辨病论治以取代辨证论治，有什么意义呢?辨证——辨病——辨证这一诊断过程，足以说明：辨证论治可以概括辨病论治，辨病论治不能概括辨证论治。“辨病论治”论者，可能是想引进西医之说以改进中医，因为西医对疾病的诊断至为重要。不知如此一来便把中医之精华丢掉了。
我曾经在某专区人民医院带教，适遇该医院一胎死腹中之患者，妇产科曾用非手术治疗十多日不效，再行手术又怕过不了感染关，邀余会诊。经辨证属实证实脉，乃按常法予平胃散加玄明粉、枳实，1剂，是夜完整排出死胎。医院以为偶中，后数日又入院一患者，邀会诊，经辨证属体虚病实之证，初用养津活血行气润下之法未效，改用脱花煎亦不效，再予平胃散加芒硝2剂亦不见效。考虑辨证不误，用药不力，后用王清任的加味开骨散1剂，重用黄芪120g，当归30g，川芎15g，血余炭9g，龟板24g(缺药)，1剂，下午3时服药，6时开始宫缩，再于8时加艾灸足三里、针刺中极，是夜11时产下一脐带缠颈之死胎。
上述2例经西医诊断同为过期流产，诊断无误，但中医之辨证论治则一攻一补，天壤之别也。
又如曾会诊一车祸青年，颅脑损伤，合并脑出血，经西医方法处理，昏迷不醒已2天，我按中医辨证为血瘀内闭。患者不能口服中药，以上病下取之法用桃仁承气汤加味灌肠，得泻下，翌日开始苏醒，共灌肠4天，第5天改为口服，仍以桃仁承气汤加减并服安宫牛黄丸，后痊愈出院，未见后遗症。又如我院一位科主任亦遇车祸，未见昏迷，但头晕呕吐，闭目不愿开眼。邀会诊，我辨证为痰瘀内阻，治以除痰益气活血，用温胆汤加黄芪、桃仁、红花之属，后大为好转。上述2例经CT与MR之诊断，均属脑挫伤脑出血，只有轻重及部位之不同，按辨病则2例所用西药相同，但根据辨证用药则大不相同也。
我是内科医生，对妇产科及骨伤科本属外行，既然被邀，只得按中医之辨证论治提出治法与方药。所治得效功在辨证论治之学习也。
或曰这些个别病例，说明不了问题。且看看国家七五攻关科研项目——流行性出血热之研究成果：南京周仲英组治疗1127例，其结果为：中医药组治疗812例，病死率为1.11％。西医药对照组治疗315例，病死率为5.08％（P＜0.01），明显优于对照组。江西万友生研究组治疗413例，其结果为：中医药组273例，病死率为3.7％，西医药对照组为140例，病死率为10.7％（P＜0.01），疗效优于对照组。由于时、地、人等有关条件不同，西医辨病为同一种病，但周氏、万氏的辨证论治截然不同。周氏治疗以清气凉营为主，万氏则以治湿祛毒法为主。辨证论治比辨病论治的西医药组效果明显为优。
周氏、万氏的研究，足以说明，时至今日，中医之辨证论治，并非封闭式的。他们把西医之辨病容纳于中医之辨证论治之中，便产生超世界水平的成果。反之，如果以“辨病”取代中医之辨证学说，则中医药学将会倒退。不可等闲视之也。
有人以为用专方专药治病就不是辨证论治，这是误会。专方专药用在辨证之后，治疗用药有大方、小方、奇方、偶方、复方，专方专药是论治上的取舍。试举例言之。如张锡纯倡用鸦胆子以治痢疾。《医学衷中参西录》卷三曰：“沧州友人滕玉可，壬寅之岁，设教乡村，于中秋下赤痢，且多鲜血。医治两旬不愈。适愚他出新归，过访之，求为诊治。其脉象洪实，知其纯系热痢。遂谓之曰：此易治。买苦参子百余粒，去皮，分两次服下即愈矣。翌日愚复他出，二十余日始归。又访之，言曾遍问近处药坊，皆无苦参子。后病益剧，遣人至敝州取来，如法服之，两次果愈。功效何其神哉。愚曰：前因粗心言之未详，苦参子即鸭蛋子，各药坊皆有。”先父读其书，不知鸭蛋子为何物，乃去函烦为代购，始知就是鸦胆子。试用之治痢疾多验。方法单用鸦胆子一味，去壳选其子粒饱满完好者(破烂者不取)，以滑石粉为衣，治疗痢疾每用20～50粒，开水送吞服，疗效甚佳。我于30年代曾患痢疾，服20粒，3次而愈，未再复发。粪便中发现有成粒鸦胆子排出。后之研究者，认为鸦胆子对阿米巴痢疾有特效。鸦胆子治痢，价廉效高，应予推广。辨证论治进入微观，应是一种进步，不能因此推翻辨证论治。
有人认为要经常转换方药才是辨证论治，这也是一种误解。证变则方亦随之变，证不变则效不更方。当然若对慢性病，服药时间较长，根据患者的证情，加减一二味，亦每每有好处，但治疗之大原则未变。
最近参加一次学术报告会。我校热带病研究所报告其研究成果之后，有人提问用青蒿素治疗疟疾，算不算辨证论治?大概提问者认为疟疾是一种病，治疗用一种药，便与辨证论治无涉。其实不然，热带病研究所研究人员以中医为主体，他们用的是以中医的理论为指导，深入到微观世界进行辨证论治，就算有西医的内容也纳入中医辨证论治的理论体系之中。面对一个疟疾病人，首先辨别是间日疟、三日疟、恶性疟。恶性疟还要辨是不是脑型疟等等。李国桥教授还对脑型疟的患者进一步辨证，抽取病人皮内之血，以有无发现原虫来断定病人的昏迷之轻重，预后之良恶。该成果已被载入英国牛津大学医学院的教科书之中，这是中医发现的辨证方法。至于治疗，他们还有论治之成就。如早期用青蒿素治疗疟疾，复发率很高，最后经研究，7天疗程，便不复发。这一成果为国际卫生组织所肯定，维护了青蒿素的疗效。后来为了缩短疗程，运用中医复方的理论，制成青蒿素复方治疗疟疾的3日疗法。此法已在越南推广应用。据说最近他们又在这一基础上，改进复方，成为1天疗法，即用药1天即愈。这种治法思维源于中医之方剂学理论。又如他们对脑型疟患者原虫发育26 ～32 小时，大滋养体期之昏迷，与原虫发育38～48 小时，裂殖体破裂期昏迷之病人，治法不同。这不就是辨证论治的深化与发展吗?
我校脾胃研究所，多年来应用唾液淀粉酶活性负荷试验及木糖吸收试验，作为脾虚证的客观检查指标，并得到同行的肯定与采用。我们八十年代承担国家“七五”攻关研究课题——重症肌无力的临床和实验研究。西医认为重症肌无力是神经内科病。我通过辨证理论认为本病乃脾胃虚损之证。除了根据重症肌无力患者233例的系统观察，对58个中医证候做了频率分析以证明此病属脾胃虚损之外，又采用唾液淀粉酶及木糖吸收试验，以30例患者与20例正常人进行2项试验同步观察，结果表明患者比值明显低于正常组，经治疗后患者2项指标又明显上升。运用这样的检测试验，证明我的论断不误。
中国中医研究院原院长唐由之教授，以中医的针拨套出术为毛主席治疗白内障，效果良好，受到称赞。他现在研究非手术治疗白内障，需要有一个对白内障病程进退的检测仪器，于是参考地质学检测岩石灰色度的仪器，根据眼科检测的需要制成晶体图像灰度计。这一仪器为白内障的辨证论治添砖加瓦。
中医辨证论治理论与实践将随着时代的发展借助于新科技而不断深入不断提高。千万不能因为有所提高，即拿过来否定中医的理论。把中医学禁锢在一百年前的模样。中医与西医一样，正朝着现代化的道路前进。但中医药学必须走自己的道路，走按照自身发展规律的道路。不能走拿西医理论改造中医、以现代化之名去化掉中医之路，否则将成为中华宝贵文化的败家子，成为炎黄子孙的千古罪人。
上一期医话介绍岳美中先生因患严重肺病，不得不停止教学，在友人的启发下，自学中医。他买来《医学衷中参西录》、《药性赋》、《汤头歌诀》等书，一边学习一边试着吃药。经过1年多的休息与治疗，肺病竟慢慢地好了。估计岳先生患的肺病就是肺结核。在旧社会，肺结核是多发病、常见病。他读的《医学衷中参西录》书中介绍了不少治肺结核的理论与经验。如治阴虚劳热方的资生汤：症见劳瘵羸弱已甚，饮食减少，喘促咳嗽，身热脉虚数者，药用山药、玄参、白术、生鸡内金、牛蒡子，热甚者加生地黄。第2方十全育真汤：主治虚劳脉弦、数、细、微，肌肤甲错，形体羸瘦……，药用野台参、生黄芪、生山药、知母、玄参、生龙骨、生牡蛎、丹参、三棱、莪术。第3方醴泉饮，第4方一味薯蓣饮，第5方参麦汤，第6方珠玉二宝粥，第7方沃雪汤。这些方对肺结核的治疗都有很好的参考价值。解放前我治肺结核病多采用张锡纯先生的这些经验方及其理论，取得较好的效果。因此可以推断岳美中先生一定是学习和运用《医学衷中参西录》的理论与经验，把自己的肺病治好了。中医药可以治好肺结核，这是可以肯定的。
当然，如今抗结核药的疗效比之中医药已更胜一筹了，我接诊肺结核病人，也主张用抗痨药，但同时服用中药，则疗效更佳，又可以减少抗痨药的毒副作用。
随着雷米封、链霉素等药的问世，有效地控制了结核病，但近年来由于结核杆菌出现耐药性，结核病有死灰复燃之势。虽然抗痨药不断更新，仍有5％以上的结核病患者对抗痨药并不敏感或无效。即使痊愈也有5％的复发，还有部分患者，难以承受抗痨药的毒副反应而不能坚持治疗。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全球结核病疫情急剧恶化，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现有19亿人感染结核杆菌，每年有300万人死于结核病。中医药不可退出这一领域，特别是治疗空洞型肺结核，中医药更能发挥其优势。
风、痨、臌、膈，古称四大证。对于肺痨，前人已知为痨虫传染病，但无细菌学说，对致病因素，只有模糊认识，远不及西医清楚。中医缺乏有效祛邪药物，更多的是着重于扶正以祛邪。张锡纯之十全育真汤于补药剂中加三棱、莪术以通活气血，他说：“窃师仲景之大黄虫、百劳丸之意也。”张氏认为王清任“立活血逐瘀诸方，按上中下部位，分消瘀血，统治百病，谓瘀血去而诸病自愈，其立言不无偏处，然其大旨则确有主见，是以用其方者亦多效验。”活血祛瘀对治疗肺结核的确有效。
中医治疗痨瘵，从单纯调补阴阳气血，到张锡纯的攻补兼施，是一进步。但从抗结核杆菌而言，抗痨药的确疗效显著，远胜于中药之治。然抗痨药未能全部解决结核病的一切问题。从中医角度看，必须把中医的“正与邪”之观点指导实践才能圆满解决。
60年代，我校沈炎南教授曾应邀到广州市结核病院，会诊西药久治不效的空洞型肺结核10多例，取得较好的效果。沈教授曾患肺结核，自用中药治愈,所以派他去会诊。现在没留下沈教授的会诊总结，无从详细介绍，但他的中医治则我记忆犹新，就是——培土以生金。抗痨药照用，再加用健脾为主的中药，帮助肺空洞的愈合。“培土以生金”，仅数字便体现中医理论之精华。
刚刚收到成都中医药大学学生主办的《中医学与辩证法》2000年第1期，第1篇文章是江秀成先生的《托毒固金汤加减治疗51例顽固性肺结核临床报道》。该文指出：将抗痨药与中药有机地结合，分别展示出中、西医治疗之长，中药不仅减轻了抗痨药的毒副作用，同时提高了抑菌、杀菌之效力，促进病灶吸收和损害组织的修复，为顽固性肺结核的治疗探索出新途径。这一报道共观察病例51例，空洞型肺结核共16例（其中厚壁空洞10例）。该文评述一典型病例，西医认定患者没有完全康复的可能，即使康复其空洞不可能闭合。但经18个月的抗痨与中药托毒固金汤加减治疗，厚壁空洞愈合了。3年追踪，陈旧病灶未见异常。原四川医学院教授、全国著名结核病专家段荫乔教授评价此病例说：“结核病的控制是西药的效应，使抗痨药能穿透厚壁和提高机体的免疫力，促进空洞闭合应归功于中药的治疗。”作者认为培土生金法是提高临床疗效的有力保证；软坚托里透毒为厚壁空洞的治疗开辟了新的途径；止血固脱是修补空洞的又一基础。他们的托毒固金汤组方为：黄芪50～100 g，生地黄、大枣、牡丹皮、当归、川芎、山茱萸各20 g，白术15 g，茯苓、山药、麦冬各30 g。可据证加减化裁，1个月为1疗程。
写此文，意在说明西医显效之处，仍有中医药的一线天，并说明不可忽视中医理论。何况我们有责任进行中药抗结核杆菌之研究，并有可能发现疗效确切的新药，正如发现青蒿素抗疟新药一样。
血证的辨证论治，名著有唐容川的《血证论》。该书从血证的病因病机到辨证论治，都有独到的见解，有可以重复的临床经验，已近百年的古籍，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学习研究。记得80年代，曾参加一次有关血证的学术会议。有论文认为生大黄对吐血患者，不论体质虚实都有效，因而提出对“辨证论治”的怀疑。不知唐氏对此早有论述，《血证论*吐血》说：“仲景治血以治冲为要，冲脉丽于阳明，治阳明即治冲也。阳明之气，下行为顺，今乃逆吐，失其下行之令，急调其胃，使气顺吐止，则血不致奔脱矣。此时血之原委，不暇救治，惟以止血为第一要法。血止之后，其离经而未吐出者，乃为瘀血。既与好血不相合，反与好血不相能，……故以消瘀为第二法。止吐消瘀之后，又恐血再潮动，则须用药安之，故以宁血为第三法。邪之所凑，其正必虚，去血既多，阴无有不虚者矣。阴者阳之守，阴虚则阳无所附，久且阳随而亡，故以补虚为收功之法。四者乃通治血证之大纲，而纲领之中又有条目……。”又说：“然其血积在胃，亦实象也。故必亟夺其实，釜底抽薪，然后能降气止逆，仲景泻心汤主之。”
唐氏所论正与该次学术会议中多篇论文用大黄以止血之实践疗效相符。足证进行研究创新必须注意继承，以掌握前人之信息，可以少走弯路。因见用大黄收效便否定“辨证论治”的科学性，便错了。
至于无症可辨，微观有恙之辨治问题，则应由今天的中医去研究发展以充实“辨证论治”的内涵了。兹略举本人诊治所得，略述于下。
1 大便潜血潜血出于下，病人初不自觉，稍有时日乃觉疲乏无力，精神不振，面色萎黄，查知大便潜血。潜血之病机与吐血不同，但止血仍是第一要法。由于病多见于虚证，故选用既能止血又能养血之品。我多用下方，效果比较满意。处方：阿胶(烊化)10～30 g，炒三七末(冲)3～6 g。每日服1～2次。炒三七末，即将三七末干炒至老黄色为度。最好炒后放冰箱内2～3 h去火气。预先制备放病房中随时应用最好。三七末炒黄能使止血之力增强。
2 尿血(包括小便有红细胞久不愈者) 尿血除了辨证用药之外，止血之药以草药——三叶人字草较理想。三叶人字草，又名鸡眼草、孩儿草。药性甘、淡，微寒。功能清热解毒，活血，利尿，止泻。曾治一危重血液病患者，尿似酱油，需频频输血，在辨证论治方中加入此药30 g，服3剂尿转清。后又再次尿血，再加用三叶人字草而止。又治一肾病患者，尿有红细胞，辨治用六味地黄汤加太子参、益母草、三叶人字草治疗2年余而安。三叶人字草能治血尿是湖南欧阳琦教授告诉我的。他说对膀胱癌之血尿亦有效云云。查文献，该药有通淋之记载，但无治尿血或血淋之明文，新发现也。 陈修园对血证亦颇有经验，对于尿血之辨证，认为血尿以六味汤加血余炭一两，煎好入生藕杵汁服，亦有气虚者，当归补血汤为主，夹热者加淡竹叶、栀子主之，夹寒者加附子主之。亦是经验之谈。特别是陈氏对血证脉诊的经验值得重视。陈氏《医学从众录*血证》：“失血脉芤，或兼涩象，转紧转危，渐缓渐愈，虚微细小，元气不支，数大浮洪，真阴不足，双弦紧疾，死期可决。”在今天而言，对大出血之症，急则治其标，还可采用输血之法，对于脉见双弦紧疾之证，或可得救。但输血并非万能，有些患者，屡经输血，并未痊愈，则又应辨证论治，才能根治。能不输血总比输血要好。此外，对于尿血之症，也应运用现代的检查诊断之法，如查泌尿系统有无结石、肿瘤之类，以补我们宏观诊断之不足，以创造新的治法，也是必要的。继承与创新并举是我一贯的主张。
中医和西医是两个不同的学术体系，从基础到临床，都大异其趣。许多人不理解这一点，往往以西医的观点为坐标，去衡量中医学，论说中医之短长。有些青年中医，因此而对中医失却信心！不知中医在几千年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了中华文化的瑰宝——中医药学。中医与西医同样是医学而理论殊途，我国之国策为中西医并举，中医有中医之特色与特长，中西医不可偏废。忽视中医、丢掉中医是炎黄子孙之罪人。
中医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有自己的基础医学，不能认为中医必须从形态发展，即解剖——生理——病理等等，沿着西医走过的道路才是科学，才是正途。不错，中医也有解剖，而这方面的发展，远远不及西医，但中医学的发展走着自己独特的路。中医发展历史已数千年，受中华文化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结合医疗实践，融汇天文地理、气象时空与人文科学等多学科。至秦汉时期逐步形成《内经》的理论，从而为中医学建立了系统的理论基础。在《内经》的基础上，二千多年来，经无数医家继承与发扬，中医完成了一套能指导实践、预防与医疗都取得成效的、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伟大贡献的医药学。这是历史事实，历史是不能推翻、不能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中医能在七八十年代，先是针灸走向世界，继而是中医药走向世界，其理安在？主要有一套经得起考验、并不断发展的系统理论。
六十年代，中医学界曾讨论什么是中医理论的核心？比较集中的意见是：阴阳、五行、脏象、经络。这就是中医的基础理论，它与西医基础理论截然不同。如果只承认西医的理论为科学，便无视中医学的存在了。我国把发展中医药学写入宪法便失去依据了。
中医脏象文献与临床》是一本中医基本理论的现代著作，对文献作广泛而深入的整理，对几千年来各家各派的有关论述作一次高水平的整理研究，并对现代研究进展作了详细介绍，为下一世纪的科学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从姚荷生先生以至正处于壮年的各位名医作者，历时十年完成此业，诚可敬佩。
中医近百年来历尽劫难。未能对几千年的中华医药学进行一次大整理和系统的研究，故虽历数千年仍处于“量”的变化，而未能来一次“质”的飞跃。《中医脏象文献与临床》之出版，正是中医药学系统整理工程中的一部分，本书的出版值得庆贺。此大作为将来中医药学“质”的变化铺路。
读完本书之后，读者会肯定中医学的理论是科学，因为它能指导实践取得疗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中医脏象学说，能在比较粗疏的解剖学上发展起来，走的是不同于现代科学实验研究之路，似难使人理解与接受。如今，有了系统论、控制论、黑箱论等属于新科技的学说，对中医的脏象学说就容易理解了。脏象是在千百年来中医与人（病人）共同与疾病作斗争，争取健康与长寿的实践中不断总结提高得来的，而不是靠动物实验取得的。“五脏”就是人的大系统。脏象学说的建立，就是通过不断输进信息、得到反馈信息，在整体观、动态观与自发的辩证唯物观的指导下，无数次在人身上观察总结出来的。可否大胆地说——“脏象学说”就是人体生命科学的信息科学呢？我看，中医药学就是——人体生命活动信息医学。
这个脏象学说早在《金匮要略》中就指出——四季脾旺不受邪。不受邪就是说脾有免疫功能，而西医确知脾具有免疫功能，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脏象学说认为肺不单是呼吸系统，还有不少非呼吸功能，这些认识，都早于西医学达二千年。脏象学说认为“心主神明”，有人以为认识错误，不知脏象是把心与大脑皮层统属于“心”系统，并有一套治心以治疗神智不清的方与法。我于1983年发表《心主神明论》一文〔注〕，提出“心”不仅是个简单的血泵作用，它一定有能作用于大脑的内分泌物。至今作用于大脑的内分泌未得到证实。但心有内分泌的产生已有报道，首先是1984年黎巴嫩学者娜莫尔博士发现心脏分泌一种直接进入血液的激素，能减轻动脉压力，并命名为ANF，我国也有人发现心脏有一种能影响消化功能的内分泌素。中医还有肾主骨，肝开窍于目……等等先进的理论。这些理论的得来，不是经由实验室而是被临床诊疗信息所证实的，能说这是不科学吗？这是以病人为实验对象的结果，难道要从老鼠身上去证实，才能算数吗？老鼠与人是有差别的，人才是我们服务的对象啊！
中医药学与新科技相结合研究必将超前发展而不是落后于现代科学之发展，这是我的一孔之见，请指正。是为序。
李东垣的成就反映于《内外伤辨惑论》、《脾胃论》、《兰室秘藏》等书。其中以《脾胃论》最著名，故被誉为脾胃学说的宗师。
若从科学研究角度看李氏的成果，我认为有：①内因脾胃为主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②相火为元气之贼说；③升发脾胃阳说；④甘温除大热说；⑤创立不少有效新方(如补中益气汤、升阳益胃汤等系列名方)。其研究成果从基础到临床影响深远。
“内伤脾胃为主论”提出脾胃内伤与发病关系，是中医病因学说的一大发现，为脾胃学说确立了坚实的基础，为攻克疑难病症找到了新的治疗途径，并为明代李中梓的“脾胃为后天之本”学说开了先河。“相火为元气之贼”说讨论的是“病机”问题，虽然后世议论较多，但验之于临床，有指导作用。脾胃气虚，不但可见阳气不足之证，亦每兼有虚火之证，若只顾补其脾气则虚火更甚，反伤脾胃之气，故李氏一再强调“火与元气不两立”，此火乃病理过程中产生的“阴火”。“升发脾阳”说是治疗大法的一个创新，是总括脾胃内伤所发生的各种病证的治疗大法。临床实践用之效如桴鼓。“甘温除大热”法是对伤寒与热病等外感发热病的一大补充，也是一项了不起的科研成果。
李氏的研究首先取得突破的是——内伤可以发热，不仅阴虚可以发热，阳虚也可以发热，而且可以发高热。对阴虚生内热、阳虚生外寒的经典论点，是一个突破。1247年发表第一篇论文《内外伤辨惑论》评述内伤发热之理及内伤与外感发热的鉴别。其次论及饮食劳倦问题，已涉及《脾胃论》的部分内容。这是第一阶段成果。李氏在不断临床过程中，吸取《内经》、《难经》、《伤寒论》之精华，并深受其师张元素脏腑辨证学说的影响，对一生临床实践所得，进行系统的总结提高，上升为理论，于1249年发表第二篇论文《脾胃论》。
李氏脾胃学说的成就，不是偶然的，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①李氏生于金元时代，连年战争，人民长期处于饥饱失常、忧思、劳役等水深火热之中，其所生之疾病与和平年代不同。李氏认为饥饱失常、忧思、劳役均致脾胃受伤，于是有脾胃受伤诸病由生的病因论的创立。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宋代儒家在哲学上有唯心论与唯物论的学术争鸣，到金元时代引发医学学术的争鸣。这是李东垣敢于创立新学说的文化背景。李氏能创立众多名方则是受张元素“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今病不相能也”的创新思想的影响。
根据上述，可否说李氏科研之所以成功，有如下之特点：①继承《内经》、《难经》及《伤寒论》的系统理论；②接受张元素脏腑辨证论治及创新思想；③从实践中掌握当时疾病的特点，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创立新学说。
李氏的一生是医疗实践的一生，也是研究脾胃学说的一生。李氏成功的研究，并非采用现代实验研究的方法，而是中医学的传统研究方法。即：继承前人的理论——进行临床实践——总结提高——创立新论。临床实践是传统研究的最重要一环，在继承前人理论的指导下诊察病人、治疗病人，给病人以治疗信息，进而收集病人接受治疗后反馈的信息，如是循环往复，总结提高上升为理论，以修改、补充前人的论述。
能否说李东垣的科研方法，符合今天所讲的“信息论”的研究方法?如果说传统的科研方法，是信息系统的研究方法，我们就会从一个新的角度去认识中医的传统科研方法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果的原因。传统的科研方法，与DME、医学统计学等方法相结合，再加上无创伤的检测方法，如我校脾胃研究所创用唾液淀粉酶活性试验、木糖吸收试验及胃肠电等，尽量从人体上进行科学实验，走自己的路。当然，我不反对动物实验，但动物实验不应成为科研的唯一标尺，不能事事要老鼠点头，才得到承认。人和其他动物差别是巨大的，特别是七情发病的动物模型，造模几乎是不可能的。又如艾滋病毒存在于猴子体内已久，但是在同等病毒的承载下，人体会发病，而猴子却无事。
发扬李东垣的科研精神，与新科技相结合，在中医现代科学研究上，走自己的道路，我们就会在医学科学领域走在世界的前头。
李东垣的成就在“李东垣的科研成果、方法与启示”一文中作了概括的介绍，兹略谈个人对李氏学说的学习与临证体会，以就正于同道。
李氏的“内因脾胃为主论”源于张仲景的“四季脾旺不受邪”，是仲景理论的发展。运用李氏脾胃论治的理论，治疗的范围比较广泛。就西医系统而言，不仅可治消化系统疾病，对循环、呼吸、泌尿、内分泌及神经系统的多种疾病，都有采用治脾胃而收到良效的例子。
如我对冠心病治疗，就是受到李氏脾胃学说的影响，认为心气之所以虚，与脾虚有莫大之关系，所以我对冠心病的辨证论治，并不如一些人提出的单从血瘀论治，而提出痰瘀相关之说。在临证中逐步形成对冠心病的认识：冠心病是本虚标实之证，本虚在心阳心阴之虚，而广东所见，更多的是心阳虚。治心阳虚，宜益气除痰。仲景论胸痹的瓜蒌薤白白酒汤以下七方都以祛痰湿为主，其中人参汤即理中汤，乃治脾胃病之名方。所以我治冠心病最常用的方为温胆汤合四君子汤。标实在于痰与瘀，痰瘀相关，而以痰为主(至于心肌梗塞则往往以瘀为主)。脾为生痰之源，治痰亦须治脾也。
慢性肾盂肾炎患者往往反复发作不愈，我每用四君子汤加珍珠草、小叶凤尾草及百部、桑寄生等药，能收到满意效果。其所以反复不愈者乃脾虚故也。
重症肌无力，西医属神经系统疾病，按中医理论我认为是脾胃虚损之证，用补中益气汤加味，重用黄芪、五爪龙而取效。
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我常用十全大补汤去肉桂加花生衣，亦重用黄芪（每剂30 g或30 g以上)，收到较好的效果。
曾治一闭经之女同学，辨证属脾虚，乃用健脾方药加蚕沙12 g，3剂而经通，通后未再闭。随诊之西学中学员，曾怀疑我的治法不合妇科常规，与同学议论此案，后求解惑。我说：《儒门事亲》有方用蚕沙四两，炒黄入酒煮沸，澄去沙，每服一盏，以治月经久闭。此案之治既有对症之方，又有对病之药也。
相火为元气之贼说，虽然受张景岳批评，但指导临证往往有效。其实此说亦源于仲景之半夏泻心汤、生姜泻心汤等方而上升为理论者。凡胃痛属脾虚而有灼热感，或脉弦数者，我喜用四君子汤加黄连、吴茱萸。黄连与吴茱萸药量比例，因虚火程度而有所偏重，灼热甚者可更加黑山栀、黄芩之属。慢性结肠炎亦多脾虚证，我喜用四君子汤加黄连、木香。木香与黄连之比例，亦因虚火程度而有所偏重。
近年治疗重症肌无力，对“壮火食气”有较深刻的体会。黄芪性甘温而非辛燥之药，但用之过重，亦助相火，有些病人会有咽干有如感冒之症候，疗效反不佳。个别病人甚至不能用黄芪，此亦“相火为元气之贼”故也。
“升发脾阳”乃东垣在治法上的一大发明，为治疗不少疑难病症找到了办法。例如对子宫脱垂、胃下垂、腹股沟疝，用补中益气汤(据病症加减)往往取得满意的效果，其中黄芪须用30 g或30 g 上。曾治一40岁男子阳萎症，查其起因，不由房事过度，伤肾而起，乃由工作负担重，再加好打网球，有时一天达数小时，诊其唇色黯黑，舌胖嫩、苔白，脉虚。符合李东垣所谓忧思劳累，脾胃乃伤之说。由脾阳虚，损及先天之肾。故以补中益气为主加补肾药数味，调治大半年逐渐好转痊愈，随着阳萎好转，唇色由黯黑渐转红活之色。唇乃脾之外候也。
又治一冠心病患者，已作心导管造影，多条血管变窄。患者乃杂技演员，不能登台表演已2年。诊其舌胖嫩、苔白，脉虚大，怠倦、声低、心悸、气短、胸闷、胸时痛。一派脾气虚之象，因劳累过度及精神负担重而伤及心脾所致。治则大补脾气以治其心，选补中益气汤加活血除痰药，治2年而继续登台表演，随访至今已愈矣，惜未再作心导管造影。
甘温除大热，我于1990年在《新中医》发表“甘温除大热”一文论之甚详〔注〕，文中除引用我和我校黎炳南教授之个案外，还引用了《中医杂志》1990年8期“甘温除大热的理论与实践”一文的8位专家的10例病案，以充分肯定“甘温除大热”不是虚言。
1999年2月，我校第一附属医院急诊室收治1例体温40℃高热患者刘某，民工，32岁，在市某医院小产，行子宫切除，继发败血症，经抢救20多天热退出院。早上出院夜晚复高热，收入附院急诊室。经用多种抗生素(包括进口新药)、激素及中药清热凉血之剂，治半月后高热仍在39℃～40℃之间。曾进行疟疾、骨髓……等各项检查均阴性，血象亦不高。后用参麦针滴注，口服补中益气汤加减，2剂，第3天热退，再观察数天未见发热而出院。
岭南地处五岭之南，又名岭表、岭外。岭南之名始于唐贞观时十道之一，其所辖范围约当今之广东、海南及广西大部和越南北部。
“岭南派”一词，《辞海》指现代画派之一，而不及其他行业。另有“岭南三家”一词则指清初之屈大均、梁佩兰、陈恭尹三大诗家。“岭南医学”这一名词近代以前似未见诸文字，但唐代有李暄《岭南脚气论》，元代有《岭南卫生方》，则医学与“岭南”挂钩，为时已有千余年了。
广州名医吴粤昌编著《岭南医徵略》记述的时限“岭南医学”从晋代开始，我赞成这一划分法。吴先生说：“历史时限起于晋代，但不能据此认为晋代以后岭南始有医家……只由于地域以及文化发展方面的关系，形成岭南医学史料阙如，以致无文献可资征引。”估计晋代以前民间医药，蕴藏亦必丰富。我赞成吴氏的看法。当然，从中国文化发源来看，中国文化的主流，相比之下，古代岭南文化应落后于中原。以晋代岭南名医而论，《岭南医徵略》提出4人：支法存、葛洪、鲍姑、仰道人。支法存新疆人，长在广州；葛洪江苏人，公元326年到广东研究炼丹与医药，罗浮山有葛洪炼丹灶及洗药池遗址；鲍姑原籍有三说，也不是广东人，但她一生的医疗活动在广东；“仰道人，岭表僧也”，则是道地的广东人。不论4人出生地是否广东，但他们都在广东进行医疗活动，便有了岭南地域的特色。此时岭南医学的特色有二：①研究脚弱病（脚气病、维生素B1缺乏症）成果突出。唐《备急千金要方.卷七》论风毒状第一：“论曰，考诸经方往往有脚弱之论，而古人少有此疾，自永嘉南渡（公元313元），衣缨仕人多有遭者，岭表江东有支法存、仰道人等，并留意经方，偏善斯术，晋朝仕望多获全济，莫不由此二公。”可见岭南医学善于创新。②从《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肘后备急方》等书还可见支法存等对蛊毒、沙虱(恙虫病)、疟疾、丝虫、恙片虫等传染病的治疗方药。所谓岭南多瘴、疟的特点，岭南医学对传染病的研究成就亦较为突出。这些成就不可能由中原带来，是吸取民间医药，加以总结得之。如鲍姑善用灸法，取材于越秀山野生的红脚艾。《肘后备急方》治疟用青蒿，治急腹症用捏脊按摩及诸多治急症的方与法，应该是采集于当地民间的结果。特别使人惊讶的是《肘后备急方》治卒腹痛第九这一节有：“又方，使病人伏卧，一人跨上，两手抄举其腹，令病人自纵重，轻举抄之，令去床三尺许，便放之，如此二七度止。拈取其脊骨皮，深取痛引之，从龟尾至项乃止。未愈更为之。”近来急腹症之研究，用颠簸疗法治疗肠扭转是非手术治疗急腹症的方法之一，效果良好，其所用手法与《肘后备急方》前一段记载手法完全相同，后半所述即今之捏脊疗法。捏脊可以治急腹痛，临床用之的确有效。捏脊法不仅可治腹痛、疳积，还可治小儿外感发热，这种疗法，就是中医的特色，应该予以推广。
青蒿素治疗疟疾，是近20多年来一大成果。但最初提纯之青蒿素，并无治疟效果，后来研究人员从《肘后备急方》找到了出路。《肘后备急方》治寒热诸疟方第十六：“第二方，又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原来青蒿不用煎煮才有效。于是改变了提取工艺才产生有疗效的青蒿素。
唐代岭南医学发展缓慢，名医不多。宋代开始人才辈出，先有陈昭遇，开宝初年至京师为医官。陈王怀隐等3人，历时11年编成《太平圣惠方》。又与刘翰、马志等9人编成《开宝新详定本草》20卷。绍兴年间（公元1137年）潮阳人刘日 方著《幼幼新书》，为岭南儿科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至元代，释继洪撰《岭南卫生方》，说明具有岭南特色的方药学已初步形成。至明代各地方志所记名医日益增多。尤其是浙江人王伦所著《明医杂讲》是在广东布政司任内完成的。张景岳的《景岳全书》一再印行传世，均在粤地。这些著作对岭南医学的影响很大。
清代岭南医学是一个大发展的年代。如对全国有较大影响的医家何梦瑶，被誉为“南海明珠”。何氏《医碥》批判了受景岳学说影响，治病过用温补之弊。该书二百年来多次翻刻印行，足见其影响之大。清末，西洋医学传入我国，岭南首当其冲，因而出现朱沛文等主张中西汇通之医家。朱沛文对华洋医学的看法——“各有是非，不能偏主”。他主张：①以临床验证为准则；②综合汇说，不必强通；③实事求是，纠正《医林改错》。《医林改错》有关临床部分，对岭南医家影响深远直至现在，朱氏纠正的是解剖部分耳。
19世纪，政治变革波及医界。或者说医者参与政治活动。比较突出的人物有太平天国的洪仁王 干，他对太平天国的卫生工作，采取许多进步措施，如办医院、疗养院、重视环境卫生(扫街、灭鼠、灭臭虫)、禁烟、禁酒、禁娼、禁缠足、禁溺婴等。主张变法的康有为，不仅是文学家、政治家，同时也是医学家。他熟谙岐黄之学，刘海粟几次生病，康有为亲自为之开中药方治愈。梁启超研究《内经》的成书年代，认为非一时一人之作、成书于汉代之论点，为清代以后医家所接受。医学考据学受康梁二氏之影响不少。
岭南医学的小儿科，自刘日 方《幼幼新书》开其端，公元1750年又刊行了罗浮山人陈复正的《幼幼集成》，该书除了采集文献资料之外，采入不少民间验方和外治法，重视指纹诊察，对天花的叙述较详，对后世的影响颇大。儿科学由博返约更具特色者首推程康圃，他著《儿科秘要》，该书把儿科证候概括为8门（风、热、急惊风、慢惊风、慢脾风、脾虚、疳积、咳嗽），治法约以6字（平肝、补脾、泻心）。程氏学说掌握了小儿科诊治之精要，举一反三，给人以极大的启发。民国时期儿科名医杨鹤龄，继承程氏学说，著《儿科经验述要》。杨氏在育婴堂从17岁独立主诊病婴，积累了丰富的治疗危重病儿的经验。婴堂停办，自己开业，日诊二三百人。西医张公让曾不断观察其诊证，不能不佩服其医术之精也!
南药的研究与推广更是岭南医学一大特色。这方面有何克谏的《生草药性备要》、《增补食物本草备考》，肖步丹的《岭南采药录》。
从上述可见岭南医学至清代夹其岭南之特色，已达相当高的水平，但岭南医学之发展达到高峰则在民国时期后。具体说是开始于光绪初年（公元1906年）医学求益社成立之后。医学求益社，相当于今天的医学会。该社于1913年解体。但有继承者——广州医学卫生社，举办一如医学求益社，及至1924年，改为教育机构，创办广东光汉中医学校。
广东医学教育，始于1913年。广州医药界人士认为振兴中医药，必须兴办中医教育。于是公推卢乃潼先生为主席筹办中医药专门学校，1916年设立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筹办处，至1924年9月15日开学，前后费时10多年。培养学子，遍及两广与东南亚各国。自1909年广东创办《医学卫生报》以后，中医期刊前后出版20种之多，对岭南医学的繁荣起到重要作用。
回顾岭南医学发展的脉络，晋代中原移民带来先进的学术与岭南地区医药相结合，宋代以后，长江流域的医药学术被带入岭南，又促进岭南医学的发展，岭南医学成为有浓郁的岭南特色的医药学派。随着广东得改革开放之先，全国各地之人才流向岭南，估计在不久的将来，岭南医学将会有一个飞跃的发展。
关于中医事业之前途，近年感慨颇多，曾浓缩成3个名词。
一曰：自我从属 曾写成文章“中医药学之隐患——自我从属”发表于《中国中医药报》。所以写此文，因当时接到外省某中医学院一位实习医生的来信，信中说：“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医院(学院附属医院)，在病房，中药也(已)似乎不多见了，仅在部分病区的病床旁边放着一瓶中药壶，同时又在一天不停地西药静注。这不正反映了中药仅成西药的‘化妆品’和‘点缀物’了吗?难道3颗药丸(西药)加一包中药就是中西医结合疗法吗?邓老师，这或许是我不全面所见，但它的确存在着，这令我非常心痛，心痛之余是失望，心痛的是中医药在校几乎白学……要是果真全部如此，那么中医学院岂有其存在之必要。”收到这一封信，我并没有感到意外，因为这样的情况，何止一家!!最使我为难的是我怎样去劝解一位热爱中医药学，愿为中医奋斗一生，正在努力学好中医药的有志青年。现在几年过去了，当前的事实仍然是——不少中医院(我不敢说全部)在门诊还能以中医诊治为主，但在病房以中医为主的治疗率、治愈率，不是逐年有所提高，而是逐年有所下降!如果中医药在急危重症、甚至在一般病症面前，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那么中医药学距离消亡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外因强加于中医药的“从属地位”可以从国家政策上给予改正，但来自中医本身的“自我从属”就难以挽救了!中医的传人，自愿不要中医，还有药救吗?
二曰：泡沫中医 我们的国策是——中西医并举。虽然政策对中医的倾斜尚有待加强，但自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于1986年成立以来，中医药事业有很大的发展。从教育看，各省有中医学院(最近被合并了2所)，其中有7所升格为大学。从中专到本科到硕士、博士、博士后一应俱全。近年中医药的成果，远非10多年前可比。教学、医疗、科研院所的建筑、设备，都有可观的进展。这是国家对中医药的扶持，各级政府愿对中医药事业投资、给政策的结果。
形势可以说一片大好，但我又产生第二个隐忧，在发展的道路上如果指导思想有偏差，比如重西轻中思想的影响，怀疑中医只是经验医学的思想影响，在教育及医疗中，乃至科研中，没有抓住中医的命脉，一种自发的从属思想贯穿于教学、医疗与科研工作之中，那么用不了很久，中医便成为外观好看，内里缺乏中医内涵的——泡沫中医了!
三曰：回归中医以振兴中医 中医药学之振兴出路何在?首先要回归中医。何谓回归中医?首先要求所有中医药工作者，正确认识中医，加强实践用中医中药于临床。中医理论深奥，没有学好，不经过临床实践，往往容易怀疑中医理论之正确性。特别是不少中医读西医书的时间多于读中医书，肚里中医的墨水太少，怎能写出好的中医文章?没有深厚的中医理论根底，如何运用中医学的理论思维去指导临床、教学与科研?多读中医书，强迫自己多用中医中药于临床。认识，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才能不断发现中医之奥秘，开发科研之思路，借助于最新的科技成果与中医药相结合，中医就能走在大道上，发展壮大，为人类之健康立新功。
我校有见及此，为了提高中医人才素质，组织人力，由李任先、吴弥漫主编了一本《中医读书指南》，已由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在此特向读者推荐。
为了说明读书的重要，讲讲最近一个体会。我校干部中有2位带状疱疹后遗症患者，一位已疼痛了5年，一位已疼痛了1年多，天天忍受疼痛的折磨，苦不堪言，无法可治。我便留意此病，曾闻先辈言，用灯火火 焦能治此病。后查《验方新编》［注］有“缠蛇疮，又名缠腰龙，此丹毒也。生腰下，长一二寸，或碎似粟，或红肿坚硬，用灯火向两头烧五次，用雄黄外敷内服极效。”最近遇2病者，同为六、七十岁老妇，患带状疱疹，均从腰向下扩散。即用灯火火 焦，从最后发出的疱疹点起烧，至最初发起之疱疹，每疹一火 焦。烧后用紫金锭开醋调涂。2例俱愈，并无后遗症。《验方新编》还说：“丹名虽多，总属心火，三焦风邪而成。其发甚速，自胸腹起于四肢者顺而易治，从四肢起于胸腹者宜急治之，迟则难治。”乃经验有得之言也，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研究。我用灯火火 焦曾治愈一婴幼儿破伤风，法出《儿科铁镜》，中医学院第2版教材选载，我就是按该教材施灯火火 焦而取效的(第3版以后竟删去此法)。我用灯火火 焦“角孙”穴治疗痄腮(腮腺炎)，只于患侧用灯火火 焦(双侧则双火 焦)便愈，其效如神。更值得研究的是灯火火 焦治病机理何在?这就要靠实验研究了。如果在动物实验上，有所成就，不就超世界水平了吗?当然，如进行系统的临床研究，有过百病例，治疗效果确切，当然也已超世界水平了。
我国医学特点是中西医并存，若论特色，最有中国特色的就是中医。所以我国的卫生政策是——中西医并举。然而历史遗留现状是西重中轻，恐非一朝一夕中西医能并举。真正做到并举，重点应大力向中医方面倾斜。
我国属于第三世界，经济还比较落后，目前全国人民还未完全达到温饱水平。世界发达国家医疗费用支出是惊人的，近年我国大城市医院住院费用也很昂贵。有些进口抗生素每天的用量需费千余元!医疗改革，正是要解决承受不了的经济负担。
我认为补救之法，应大力培养各级合格的中医人才，发扬中药简、验、便、廉的特色。美国是医疗科技一流的国家，中医的针灸能够得到保险医疗的认可，就是因为它有效又价廉!反观现在我国农村医疗，中医已日渐式微。县一级中医院的生存日渐困难，使人忧虑。我国是人口大国，如果全靠西医药承担人民的卫生保健，12亿人口的医疗开支将是一个天文数字!过度强调接轨，片面强调“现代化”，而忽视中医中药。大量的医疗器械以及西药，将从国外涌入，使国家大量外汇流向国外。有人认为中医发展缓慢是中医药学不科学，发展中医药，必须给予改造才有出路。然而中西医药是两个不同的学术体系，不能认为西医是现代的，中医是古老的，科学之真理不是以时间先后为座标的。20年代西医研究人参只含糖份，五六十年代，亦只承认人参皂甙，说参芦的人参皂甙成份也不少(中医学则认为参芦与人参的作用是相反的)，最近才注意到有人参多糖，今后可能会有更多的发现。如果相信20年代的化学分析，中医药学不就倒退了吗?对中药研究，90年代以前只承认分析研究，研究药物的单体有效成份才是方向，认为搞复方的研究是倒退。而中医几千年来的进步是从单味药发展为复方，注意四气五味，升降沉浮，性味归经，君臣佐使，以中医的理论辨证用药。倘若都服从于找寻单体，认为药化学已经到分子学水平了，四气五味何用?药物归经有何实验根据?只承认麻黄素、青蒿素、砷注射液才是中医研究的样板。那么丰富多彩的中医药学便会走入穷巷了!我们不能抹煞麻黄素、黄连素、青蒿素等等的研究成果，但不要忽视了，这些药并不具备原来药物的全部作用。临床不能用麻黄素放在麻黄汤中去治表证，亦不能用青蒿素放在青蒿鳖甲汤中去治阴虚潮热。《伤寒论》药物只有90多种，左搭右配，衍生成113方，千年来沿用至今，如大柴胡汤能治急性胰腺炎，疗效比手术好得多。
中医药学不单是个学术问题，也涉及到经济大问题。虽缺乏统计数字，但从中西医疗机构的建设可以看出问题的重要性。西医院不仅数量多于中医院，其建设规模也远远超过了中医院。西医院治病当然以西药为主，用中药所占比例微乎其微。相反，数量不多的中医院却日趋西化，用西药远远大于中药。而进口西药的推销手段众多，动员医生用昂贵新药，已形成用进口新药为时尚，而我国西医生会用中药者却不多。反观日本的医生(西医)会用中药者(用日本药厂制的中成药)，据说占60%～70%。这是一个鲜明的对比，以此说明西医院校的教育必须改革，应增加中医药的教学时数。原教学计划100多个课时太少，有些学校还要压缩，而学生将来如何运用中医药治病呢?西医不会用中药，中医喜用西医!如何繁荣中药，这关系到广大药农、药商、药工生产、就业、生活，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发展。
中医学有自己的理论体系，蕴藏着很多超前内涵，能有效的指导临床。即使面对新的疾病谱，运用中医理论，亦可以逐步掌握对该病的辨证论治，进而治愈之。例如50年代石家庄、北京、广州三地流行乙型脑炎，中医药的治愈率达到90％，西医治愈率只有70％～80％，且后遗症多。又如国家“七五”攻关项目流行性出血热之研究，南京周仲瑛课题组治疗1127例，其结果为：中医药组治疗812例，病死率1.11％；西医药对照组治疗315例，病死率为5.08％；经统计学处理P＜0.01，中药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江西万友生课题组治疗413例，其结果为：中医药组273例，病死率为3.7％；西药对照组140例，病死率为10.7％，经统计学处理P＜0.01，中药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周、万二氏研究说明，经西医确诊为同一种病，治法相同。按中医理论，因时、地、人不同，周氏与万氏的治法截然不同。周氏治以清气凉营法，万氏则以利湿祛毒法。两者用以指导临床，靠的是中医经典《伤寒论》与温病学说。若两地易其治法，病死率或许会高于西医药组，足见中医理论指导的重要性。
中医界谈改革，我认为重要的一条就是把对中医失去的信心找回来。要恢复信心，首先多读中医书，特别是研读民国及其以前的名著，提高中医理论水平。其次是要多临床，多实践，运用中医理法方药、针灸、各种外治法，综合施治于急危重症，发挥中医药的优点、长处，这就是增强信心的最好方法。以现在中青年中医的文化水平、科学修养，又学了不少西医诊疗知识，只要把住方向，重点摆正，中医药学的腾飞便将出现于21世纪。
最近我读了一篇颇具代表性的文章。题目是《变亦变，不变亦变》(以下简称《变》文)。作者说：“中医学在与西方医学交流中逐步暴露出明显的劣势，很快从主导地位一变而成为从属角色，进而由从属而求生存。目前肩负我国12亿人口医疗保健的主力是西医而不是中医。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中医学术本身的落后而不是其他。”
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对历史的发展，不能离开唯物史观，但凭表面现象下结论。西医近百年来突飞猛进，有飞跃的发展，那是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工业发展而发展的。反观中医近百年来，先有国民党实行消灭中医之政策，解放前中医药事业已经奄奄一息。解放后王斌提出要改造中医，推行全国中医学西医，目的是把中医改造成为西医的医佐。虽为党中央察觉并加以纠正，建立中医进修学校，以提高中医理论水平。但王斌思想却很难肃清，这是中医药处于从属地位的根本原因。
至于现在国家保健主力是西医而不是中医的问题，1984年我曾从广东省卫生厅中医处取得下面几个数字：广东省解放初期有中医3万人，1961年尚有23306人；1981年减至16900人。以上数字可见，中国人口在膨胀而中医人数在骤减!广东高等中医药院校只有一间，而西医院校有七所，任何一所的招生人数都比广州中医药大学多得多。1956年前还没有中医高等教育。1956年秋全国只成立4所中医学院，规模小，设备差。1962年广州中医学院毕业生只有104人，1963年60人。如此现状，中医怎能承担人民保健的主力呢?
教育不兴，后继乏人，中医学何以发展?!
《变》文为中医提出的出路主要的一条是“必须认真学习西医”。这与王斌思想何其相似。《变》文认定中医要发展只有从属于西医，这是在中医理论上的“自我从属”的典型，有一定的代表性!
放眼世界，中医的针灸70年代走向世界，中医药于80年代开始全面走向世界。在澳洲、加拿大，都趋向承认中医专业地位，美国许多州已把针灸治疗纳入保险医疗，香港要建立中药港，北京中医药大学在德国办的医院，求医者众。21世纪中医将大踏步奔向世界!
中医中药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同疾病作斗争的伟大成就。中医药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也是世界人民文化的精华。但这并不是所有中国人、甚至身为中医者所共识!21世纪已向我们走来，展望未来，我认为——人类不能没有中医。
最近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东西医学中心许家杰教授在《99澳门国际中医药学术大会论文集》上发表了《美国医学现状及发展的概况和若干思考》一文。读该文后深受启发，认为我的看法是符合世界医学的发展规律，人类不能没有中医。
美国是当今世界医学的前沿代表，它的发展趋向值得我们研究。许氏文章认为，15年来医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称之为一场革命毫不为过。他说：“目前美国社会约有一亿人罹患各种慢性病，……大量的事实表明，仅采用封闭式的医院为主的生物医学模式来防治这些疾病，是难以减低其发病率和死亡率的。这些因素促使美国医学从过去以急性病，传染病，以住院开刀为主，正在转变为慢性病、身心疾病和老年病、退行性病，以诊治和预防保健为主。医院数量不断减少，以住院手术为主的医疗模式也正在向社会化的网络模式，包括家庭病房和家庭护理方面转变，医学的主要任务已不是诊治患病个体，而是转向保护健康群体，防患于未然。”美国医学的这一变革，正是中医所长，中医药学、气功、保健运动(太极拳、八段锦、五禽戏之类)将是美国人民所最需要的医疗保健服务。可见钱学森所说世界医学要走中医之路是正确的推断。
许氏又说：“美国医疗费用的暴涨是引发医疗制度变革的主要原因。据统计1996年的全美医疗费用高达1035.1亿美元，占国民总产值的14%以上，预计到2007年的全美医疗费用高达2万亿元。……高涨的医疗费用虽然对促进现代医学模式的深入认识疾病的机理，提高疾病的诊治能力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但也不能不看到昂贵的医疗费用并未有效地解决临床上存在的许多实际问题，尤其是对某些慢性病、老年疾病仍然一筹莫展。”又说：“医疗费用的高涨，使得社会大众、国民经济和医疗保健制度和保险制度不堪重负，无医疗保险的人数超过四千多万人。”在美国无医疗保险的人，有病要自己掏钱，可不得了!
许教授的文章是世界医学最先进国家的医疗面貌的写照。反映了经济大国不堪负担其庞大的医疗开支，值得深思。美国的出路何在?许教授说：“由于现代医学对慢性病的许多疑难病缺乏有效、简易和经济的治疗手段，以及某些西药治疗副作用多等问题，很多病人为求疗效，解除病痛，安全经济，不得不寻觅他医。……全美现有35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批准针刺医疗活动。每年有1百万以上的患者接受针刺治疗，治疗人次达1 000万之多。目前从事针刺医师达1万多名，从事针刺的西医师约3千名。……以教授针灸和东方医学为主的学校高达55所。1998年全美草药的销售额约达35亿美元。每年按摩的人数约7 500万人次，太极气功作为健身和防治疾病的运动，也越来越受到美国人的喜爱。”许教授身为美国名医，对中医有独到的认识，自学中医甚为勤奋。1992年请我去加州大学医学院和他一起会诊疑难病人，施以中医药治法，疗效肯定，坚定了他搞中西医结合的信心，并以事实说服他的领导和同事，其后乃建成东西医学中心。该中心的求医者之多为该医院之冠。因为他是华裔，所以该中心不以中西命名，名为东西医学，亦统战之道也。该中心实行从临床医疗到预防康复，系列化和综合性治疗服务，成功地解决了许多西医棘手的疑难症和慢性病，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1994年开始，为该医学院4年级和1年级学生开展短期的试点教学，经过培训，大多数学生能应用中西医两法对病例进行思考和分析，提出治疗方案，并能进行一些简单的中医技能操作。受到学生的欢迎。许家杰教授建议设立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奖学金，并由他资助，每年美金500元。这一奖项，在我校已颁发7年了，足见许教授对发展中医学的热心。
从上述可见，美国医学及其体制，是被称为当今世界最先进的，但从社会效益来衡量，并不理想，从经济角度去衡量，第一富国也叫承受不了!那么第三世界国家能走这样的路吗?世界人口已60亿，美国人口才2亿多，按美国的模式，人类的健康谁来保护呢?21世纪能有多少地方、多少人口能真正享受医疗保健的权利呢?我认为必须大力发展中医，推广中医，以简、便、廉、验的中医药造福于全人类，这是我们的职责。
读《光明日报》3月2日文化周刊《给京剧“号脉”》一文，对中医现代化问题的思考深有启发，故写此文。
“号脉”一文首先谈到“从美学特征看京剧的话剧化”问题。该文指出：京剧美学的特征就是程式性、写意性与综合性。所以演员可以不用任何灯光布景，仅仅凭借自己的表演在舞台上摆战场、上天入海、呼风唤雨、变白昼为黑夜，可以通过唱、念、做、打、舞，表现人物的喜、怒、悲、惊、恐。这种瞬间万变的虚拟化表演，足以使观众得其意而忘其形，有非常强烈的感染力。这就是京剧的写意性表演与话剧的写实性表演的根本区别所在。一位艺术大师说：“京剧是表演里出布景，话剧是布景里出表演”，一语道破了京剧与话剧的本质区别。梅兰芳等许多名家就反对话剧化布景。该文指出：“舞台上的大制作带来表演艺术的退化。只见花架子，不见真功夫，花钱越多，噱头越多，京剧艺术的含金量越少。”
我们中医院病房里西医化越多，中医学的含金量就越少，其理一也。该文最后指出：“不要把京剧改成别的东西”。主张：一是遵循京剧艺术发展规律，保持并发扬京剧美学特征；二是没有话剧导演中心制,充分发挥演员的创造力；三是没有灯光布景大制作，只有唱、念、做、打、舞……
中医与京剧都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文化的源头相同，与欧美文化不同。因此现代化不能以西方文化为准则，这是显而易见的。若硬是向西医接轨便以为是现代化，这是天大的错误。
我认为中西医对号入座，不是现代化；以西医之理解释中医学，也不是现代化；阉割中医更不是现代化。
现代化不是目的，不能为现代化而现代化，正如京剧不宜以现代化之布景削弱演员的演技一样。中医和西医文化背景不同、理论体系不同，因而互补性甚大。若以为西医是现代医，中医为古医，就会把中医摆到从属地位，扼杀中医学的发展。事实上，从理论高度看，正是西医逐步向中医靠拢，而不是中医西医化。先请看西医学之“模式”，过去是生物模式，把医学局限于自然科学之范畴，现在才改为生物、心理、社会模式。具体点说：30年前去西医院会诊心肌梗塞的病人，西医主张卧床1月，我认为不妥，因中医理论“久卧则伤气”，心肌梗塞是标实本虚之证，不宜更伤心气。现在西医已不主张久卧了。又如骨折，西医主张绝对静止与大幅度的固定，而今认为动静结合、小夹板固定才是真理。
医学的现代化为了什么？为摆设吗？为了更加复杂化吗？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对医学的要求应该首先是验、便、廉。我的邻居有两位患带状疱疹者，其中一位发病后住院西医治疗，用了五六千元药费，至今仍然后遗痛症已6年。另一位起病2天，即用灯火火 焦治疗，1次而愈，只用了一点食油和一条灯心草。两者比较，那一种治法应称之为现代化呢？后一治法为现代医学所没有的，对世界来说，是一种创新。至于能用光子仪器取代灯心草当然更加现代化。
我认为中医现代化，应按中医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沿着验、便、廉的方向，想方设法提高防病、治病、养生、康复的水平，发扬其精华，与现代最新的科技相结合，从理论上争取有突破性的发展，从而引发世界主流医学的革命，这才是中医现代化之目的。这不是一年两年所能做到，需要一两代学者甚至更多年限及学者的努力，才能达到。当然，今天中医药学已在逐步发展之中，让我们共同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