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毁誉失实，人之品行学术非确证不能明，余于医理见一斑焉。余质本阳虚．幼服滋阴药，乃益弱。戊辰会试至京，去药而习射，气渐充。辛未旋里，居数载，稍得外感，医治之，体愈肥，气反弱。人目为壮，非也。阴愈盛，阳愈衰耳。一切停饮、畏劳、嗜卧、口渴、中消、心悸、脾泄及喉痹、外痔等症，不时迭出矣。丙子再至京，人言北京无医，遂不问药。丁丑冬，下榻觉罗毓君书斋，获晤淮阴吴君鞠通。论甚豪，上下古今，了如指掌。一日窃告毓君：胡君体肥嗜肉，不久将得中风。余心讶之。又以严亲己巳得热痹，左足拘挛，心常戚戚，因踵门叩之。所论与他医不同，心益异之，然亦未敢遽信也。戊演春，君以所刻《温病条辨》嘱余重校，又见君所医皆奇技，乃大惊服，遂信医学自有真也，爰请就学。君勉余先禁肉食，从之，乃峻治之，效稍稍著。是冬，延余课其次子及婿，治益峻。次年，余妻患寒痹，以君之方抵家，为时医所阻，妻竟亡。痛医道之晦甚，因与君论医焉。先是临海郏君芷谷得针法于天台山僧，居京以疡医著名。吴君欲余疾之速愈也，谓沉痼之疴，非针不达，偕访之。论相得，心亦古，遂订交。郏君欲余习其传而未暇。余服君药三载，体日癯，人皆惊，而病则愈。医学至是日进。癸未，余成进士，归班待选，闻慈亲病，遄归，痛不及治，匍匐抵家。严亲扶杖行已十年矣，壬午增剧，卧不能起，诫家人不余告，至是始知之。急投以消痰之剂，数月愈。夫以七旬老人，十年剧病，非余身试有得，安敢遽屏肉食、补剂，反加消导哉？后仍扶杖行者四载，卒以疽发，痛莫能救，犹是膏粱生疔之故。理虽晓然．惜郏君已于甲申卒，而传遂绝。余深悔未曾习其传也。是岁秋，吴君抵淮省墓，余邻赵君岷江云涛昆季痛其母时患痰饮，且各有痼疾，因余以礼迎之。君喜越中山水，且熟知余友嵊邑吴君云章精地理，乐与之友。云章病痰饮，诸医皆投以补剂，故无效而转剧，得君治之乃愈。其外沉疴怪症，君应手而愈，一如在京师时。虽医忌且诟，识者自叹服焉。戊子，余至京，君已年愈七十，聪明强固，得于读书之力为多。君之为人，心正口直，性刚气傲，不如用药之中正和平，因是毁誉不一。盖明医关造化，非如时医乘命运、俗医工便佞，有由然也。原非至亲及穷乏者，不为立方，自以心性与君同也。幸其子及婿传而习之。余因身受时医补阴之误，嘱君著《医医病书》。辛卯岁书成。当与君《温病条辨》及末刻之医案并传不朽。余师顾南雅先生赠以楹帖云：具古今识艺斯进，真世俗见功乃神。盖先生辛巳染燥疫，得君而愈，亦以身受之，故言之亲切有味也。君之医学，余何能窥其涯诶？特叙其知交之始末如此。

道光十有三年岁次癸巳仲秋之月蒋湖书屋主人序。

昔裴子有云：学不贯今古，识不通天人．才不近仙，心不近佛者．断不可作医以误世。医固神圣之业，非后世读书未成，生计未就，末路而居之具也。是必慧有夙因，念有专习，穷致天人之理，精思竭虑于古今之书，而后可以言医。淮阴吴君鞠通研究医书，上自轩岐、仲景．下迄叶氏香岩，先以医术名于北。与越人莫宝斋尚书交最密切。莫坏痰饮，喘不得卧，病颇重。吴君适回南省墓，遂留绍，或往莫家，或居赵园。时绍城任济堂九先生名颇盛，与之讨论古今医籍，心心相印，遂出《温病条辨》一书，互相辨析。任君独赞扬“解儿难”、“解产难”二篇，谓多发前人所未发，余则谓自条自辨，著书无此成例，且其中缺误处甚多。由是拂。吴君之意，交遂疏。厥后．果见讥。于会稽章氏虚谷，载在《医门棒喝》中。益以见著书之难也。吴君又著有医案及《医医病书》两种。《吴氏医案》从高君德僧处转录，《医医病》一书，从何君廉臣处录存。医案议论高超，方药精切．足为后学师范，堪作诊断术之专书。惜立方有流于过重者．学之不善，生命攸关，尚宜逐案批明．庶知去取，不致贻误来学。《医医病》原文则体例混淆，先后陵躐，未尽妥善。因不揣谫陋，为之益其体例，第其先后．别为上下两卷，分作四编。初编曰学医总论，计二十三条；二编曰病理各论，计十七条；三编曰证治要论，计二十四条；四编曰用药统论，计十七条。原书七十六条，新增五条，合计八十一条，以成黄钟之数。并逐条加以按语．或发其未尽，或补其未备。阅三月而始竣。后人读之，可想见先生临证时沉思渺虑诊病制方之概，庶不负先生之苦心也夫。

中华民国四年七月一日四明后学曹炳章赤电序于古越之和济药局

医，所以医病者也。医病者而干医之病，则病者之为病不可言矣。炎黄以来，医者夥颐，医之病者亦夥颐，病者之死于医者之病亦正不知夥暾。伤心人类，慷f$0孰甚，此淮阴吴鞠通氏所以有《医医病》之作也。原书七十余条，羼杂无纪，读者瞀目。曹子炳章，医之好学者也，为之钩讯。其义．犁次其文．目门为四：日学医．日病理，日证治，日用药。吴说多溷0，曹乃剔之；吴说尚微，曹乃显之；吴说不免罅漏．曹乃为之补苴；吴说有时矜张．曹乃为之折当。吴氏学力全在温病．于是书亦确有见地，然文不足以济其质。其论学医也，语多概略，独于病理证治上诋淇。阴常不足之说，而能辨明阴邪之王于阴分．异于阴虚，因力排苦寒诸方，并及痘科，外科、眼科．而特举建中。此与脏腑体用、药即随之之说，皆仁术慧心，足以起天下人之死于不少。曹子惟习之久，服之深，故三匝月而杀青0。将以付工，问言于余。余不知医，特窃悲悠悠人世，病者不死于病者之病，多死于医者之病，而医者又不自知其所以病，病者将愈益重其病。若欲救病者之病，则不得不先医医者之病；欲医医者之病，则吴氏之书不得不急行。曹子其盂晋。哉！

中华民国四年乙卯七月于越黄寿衮圊人甫志

吴君讳瑭，宇配珩，号鞠通，江苏淮安府山阳县人。父守让，郡庠生．以学教授．里中弟子从者甚众。君十九岁而孤，家贫，弃举子业，走京师，时四库馆开．佣书以自给。既于医有得．见宋元以来诸书，皆疑其未尽。及得《内经》《灵枢》《难经》，乃知其源之所出；《伤寒论》《金匮》，知医学莫先于此，乃专力焉。以观诸家之书．合而存，不合者屏，而学大进。六气为病，今惟存《伤寒论》，后人遂以伤寒之法遍治外感．不效，又谓辛温不可用，而各立方法，然无能出《伤寒论》之范。元人刘守真。明吴又可．始知其非。我朝喻嘉言论之，而方法亦不备。吴人叶天士出，始有治温病之方．而温与寒判。君师其意，又甫求前人之书以明之，为《温病条辨》。始于伤风，继言温，继言暑、湿、燥，而六气之病治法始备。道光之初，民多病吐利死者，君日此燥之正气也。乃考明人沈目南“燥病论”，复补秋燥胜气论一卷。其年顺天乡试．监临檄“京尹市霹雳散百余剂，场中无死者。霹雳散，君所制方也。性狷急．不能容物，遇俗医处方之谬，辄疵之。所至辄避去，至病家交口訾君。君据理直言．不徇人意，人皆惮之。同里参知汪文端公。知君最深，未几卒。既士彦以忧归．君遂无可语者。长子卒，君遂抑郁．得蜱血。疾，道光十六年二月卒。往与士彦言医书．仲景以下，惟孙真人论八脉，张隐庵《本草崇原》，叶氏《临证指南》可观。窦材之书．但许其扶阳抑阴，亦不可过信。又叹医之谬妄，欲为《医医病书》，尝出其稿相示。君既卒，求之则定为七十二则。君居心忠厚，笃于故旧，与人能尽言，处事悉当。闻天下有水旱盗贼，辄有忧色。论某某贤，某某不肖，无阿徇，岂独精于医哉！然君之医．要可以信今而传后，难为不知者言也。君初娶鲍氏，生子廷莲，顺天增生，既卒，有孙二人：继祖、念祖。继室崔氏，有于廷芷，国子监生，廷荃，婿周宗信，同里人，庶乎守君之教。

惟病在人，医司其柄，何图尔医，乃先自病。嗟嗟蒸民，又焉托命？君子悯焉，为医求医。螨艾砥针，应手而施。医病其廖，民用熙熙。病繁而变，其数盈千。病医视之，非可言诠。孰简而赅，庶几十全。凡医之病，或迷不知。肌肤腠理，在浅不治．既人膏肓，卢扁奚为？或者自知，坐而不理，讳疾忌医，谓疵于美，沉瘤而躯．卒以不起。嗟嗟尔医，盍诵此书？若药瞑眩，沉疴用祛。苦口之利．勿谓徐徐。自汉迄今，其书如海。守先待后，体用斯在。嗟嗟尔医，慎旃无悔。

宝应朱士彦撰

病人之病，赖医人之医。医人之病层出不穷，将何以恤灾救患、捍卫生民哉？仲尼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子舆氏谓：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医人者，规矩也；病人者，所制之器也。今将修规矩以成器，作《医医病书》。

道光辛卯冬月吴鞠通自题

一、余前作《温病条辨》，只言其大纲，贵简而不欲繁．恐多则难记，以人之材质聪明者恒少。且看智慧者，多尽力十时文诗赋，以图科名，学医者绝少美材。不知古相士相张长沙，称其思致周密，可以精医。可见医非美材不能学也。然余断不能掌万世医学之选，惟救世之苦心，不得已而聊著敬种，一以简略为要．歙以少许胜人多许。兹作《医医病书》，亦择其尤切时弊者略言之，仅举其大纲。若夫条目万端，散见各家，学者如能勤求古训，可取而观之，不必鄙人之钞袭也。

二、《医医病书》之作，卑陋甚矣，总未畅及医道之妙，只取其切中时弊、为日用所必不可不明辨者而已。

三、此书不及外感，以前有《温病条辨》之刻已详言之。且此书一以医流俗之病，一以补前刻之缺．盖前刻未及内伤与杂症也。

四、《灵枢》、《素问》、越人《难经》，皆八十一条。八十一者，黄钟之数。其音为宫。君象也。言医学之全，主仁，故取宫焉。黄钟为万事之本也。此论取七十二条者，七十二之数，其音为商，臣象也。臣下执法，攻击乱政，盖主于义，故取商焉。又商者，伤也．伤生民死于俗医之不明道而作也。

五、近人有四大明医之论，谓张仲景、李东垣、朱丹溪、刘河间也。夫李氏、朱氏、刘氏，虽各有所长．岂能望张仲景之项背哉？天资、学问、人品，相去不可以道里计。深于学者自知之，乌能与俗士辨？本论悉遵《神农本经》、《内经》、《难经》、《玉函经》（即张仲景书）、《临证指南》，以及一生体验为准。若宋元诸家，可参考而不可恃者也。近时则有方有执、马元台、吴鹤皋、沈目南、徐灵胎、张隐庵、叶天士，识卓学宏，不可不读其书，然皆有缺陷。直隶则有林起龙、刘裕铎两先生学问深纯，惜无传书，但见其所批之《伤寒论》耳。

六、是书，无论先达后学，有能择其弊窦，补其未备．瑭将感之如师资之恩。

余年三十岁时，汪瑟庵先生（山阳汪文端公）谓余曰：医非神圣不能。余始聆之而惊且疑也，以为医何如是之难哉？医道何如是之深哉？兹经历四十年矣．时时体念，时时追思，愈知医。之难且深也。盖医虽小道．非真能格致。诚正者不能。上而天时五运六气之错综，三元。更递之变幻，中而人事得失好恶之难齐，下而万物百谷草木金石鸟兽水火之异宜，非真用格致之功者，能知其性味之真耶？及其读书之时，得少便足，偏好偏恶，谬于一家之言．人者主之．出者奴之，爱读简便之书，畏历艰辛之境。至于临症之际，自是而孟浪者害事．自馁而畏蒽者亦害事。有所偏则不得其正。非真能用诚正之功，能端好恶以备四时之气哉？

五运六气之理，天地运行自然之道。宋人疑为伪书者，盖未体验也。《内经》论气运诸篇，当与大《易》、“月令”参看．与大《易》相为表里者也。统言之，天地阴阳，一气之流行也。分言之．则有两仪、四时、五行、六气、七政、八风．相为流行，对待制化．以化生万物者也。在天原未伤人，在人之气体有偏，触其相克之气而病。如阳虚者，易伤湿、燥、寒之阴邪；阴虚者．易伤风、火、暑之阳邪也。精通气运之理．有先知之妙。时时体验其气之已至未至，太过不及．何者为胜气，何者为中气．何者为复气，何者为化气，再用有者求之，无者求之，微者责之，盛者责之之功，临症自有准的。令人概不之讲，梦梦处方，张冠李戴，民命何堪！

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之病，唐宋以后，皆未分析清楚，如以伤寒法治温病，而又以温病法冶燥症。且自唐以后．皆未识燥症，不讲燥症。只有沈目南先生论燥之胜气，引经为证，与喻氏、叶氏之论燥但指化气而言者大不相同，余已详载《温病条辨》中，其余概不之讲。甚至有云燥不为病者，谬之至，愚之甚也。风为长养万物之用，在天为元．且为百病之长，岂燥属金，为杀厉之气．有反不为病之理！盖以“阴阳应象大论”中但言冬伤于寒、春伤于风、夏伤于暑、秋伤于湿．脱简燥症一条，故云尔也。岂未见“天元纪”、“六元正纪”诸篇详言燥症之病乎！此读书而不能周密之故也。

医不备四时五行六气之学，万不能医四时五行六气之病。唐以后之医，多为门户起见，盖欲天下之病人就其学术，并非以我之学术救天下之病。甚至某医内伤，某医外感，各由人定，医亦自夸。岂知内因、外因、不内外因，疑似甚多。病者果能认症，方书具在，何待求医？医学果可专门．就医者来，宜先择病。且懦理兼贼，非疡医可分业，况外证脉络，办内科可应通。各执一见，难号十全。试由天道论之，虽天亦不能不各四时五行六气之全，以为生长化收藏．而成长养万物之功．岂人力大于天力，但执一气即能概六气之全乎！唐以后名医之法，可采而不可宗者也，盖皆各有所偏，不能殚述。如李东垣偏于温和，有似乎春；窦真定（名材，宋·绍兴中开州巡检，又为太医）偏于火功，有似乎夏；刘河间偏于寒凉，有似乎秋：朱丹溪偏于补水．有似乎冬。虽不甚确，然皆有所近。学者能兼数子之所长，而以《内经》《难经》、仲景为主．知用法而不仅于用方，参考百家，再浑之以太和之气，庶乎不背于道矣。

三元气候不同，亦犹四时之候不同也。上元之明医，其用药必能合上元之气；中元之明医，其用药必能调中元之偏；下元之明医，其用药必能矫下元之弊。三元一百八十年．人多无是长寿．不能遍历三元。四时则每年一周，医可借四时以测三元矣。如初春去寒未远，换大毛之衣为小毛之服，仲春则着棉衣，季春则换单夹，夏则纱葛，秋则由葛而单夹，而棉而皮，冬则复用大毛矣。如仲景，明医也，其作《伤寒论》，原为建安纪年下元甲子伤寒颇多，不忍宗族之死、君亲之病而作也。后世不问何气为病，而一以伤寒之法治四时之病。亦自觉不合，遂人各注一伤寒书。而悉以伤寒名书，试问置风、火、暑、湿、燥五气于何地？“伤寒”二字，顾名思义，六气本不全也。余生于中元戊寅，癸丑年，温疫大行，余著《温病条辨》，以正用伤寒法治温病之失；及至下元甲子以后，寒病颇多。辛巳年，燥疫大行．死者无算，余作霹雳散以救之，又补燥金胜气论一卷，附《温病条辨》后。近日每年有燥金症。是余一人之身，历中元则多火症，至下元则多寒症、燥症，岂可执一家之书以医病哉！

体用互根之理，医者不可不知。如肝与脾，阴脏也，而用则阳；胃与膀胱，阳腑也，而用则阴。如白芍、乌梅，生于阳，而用则阴。乌梅得初春之气．三阳开泰而开花；白芍生芽于亥月，历六阳之月，春尽而后开花。其性皆能以收敛为用。半夏生于夏半，当归秋分开花，皆得阴气而生者也。半夏逐痰饮而最补胃阳，当归行血中之阳气。推而广之．无不皆然。特举脏腑、药味一二条，以类其余。学者细心，随处体察，其用无穷，皆实学也。学医可也．学儒亦可也。泰极必否，否极必泰；损者多益，益者可损。莫不皆然，道在是矣！

今人概言补虚，不知五脏六腑各有补法。即一脏一腑之中，又有体用相反之殊。脏属阴．其数五者，阴反用奇也：腑属阳，其数六者，阳反用偶也。亦如乾有四德，坤有五行。阳用偶而阴用奇，互也。故五脏六腑体阴者．用必阳；体阳者，用必阴。

心为手少阴，心之体主静．本阴也，其用主动，则阳也。补阴者，补其体也．如龟板、柏子仁、丹参、丹砂之类；补阳者．补其用也，如桂枝、人参、茯神之类。肝为足厥阴，肝之体主人．本阴也：其用主出，肝主疏泄，又寅宾出入也。则阳也。补阴者，补其体也．如阿胶、萸肉、鳖甲、牡蛎之类；补阳者．补其用也，如当归、郁金、降香、香附之类。肺为手太阴，主降．本阴也；其用主气．则阳也。补阴者，补其体也，如麦冬、沙参、五味子、百合之类；补阳者，补其用也，如茯苓、人参、白术、白蔻之类。脾为足太阴，主安贞，体本阴也；其用主运行，则阳也。补阴者，补其体也．如桂圆、大枣、甘草、白术之类；补阳者．补其用也，如广皮、益智仁、白蔻仁、神曲之类。肾为足少阴．主润下，主封藏，体本阴也；其用主布液，主卫气，则阳也。补阴者，补其体也，如鲍鱼、海参、地黄、元参之类；补阳者，补其用也，如肉桂、附子、硫黄、菟丝子之类。

六腑为阳，其用皆阴。胆为足少阳，主开阳气之先，输转一身之阳气，体本阳也；其用主决断，主义，十一脏皆取决于胆，则阴也。补阳者，补其体也，如川椒、吴萸、当归之类；补阴者，补其用也．如青黛、龙胆草、胡连、芦荟之类。胃为足阳明，主诸阳之会，经谓阳明如市．体本阳也；其用主纳，主下降，则阴也。补阳者，补其体也，如人参、茯苓、半夏、薏仁之类；补阴者，补其用也．如生地、玉竹、梨汁、藕汁之类。大肠为手阳明，主传化，主变化，体本阳也；其用主纳小肠之糟粕而降浊，则阴也。补阳者，补其体也，如薤白、杏仁、木香、诃于之类；补阴者，补其用也，如芒硝、旋覆花、知母、猪膏之类。小肠为手太阳，主受盛化物，体本阳也；其用主纳胃之水谷，分其水而传糟粕于大肠，则阴也。补阳者，补其体也，如附子、灶中黄土、丁香、荜拨之类；补阴者，补其用也，如芦荟、黄连、黄芩、龙胆草之类。三焦为手少阳，体本阳也；其用主引导阴阳．开通障塞，则阴也。补阳者，补其体也，如川椒、吴萸、丁香、肉桂之类；补阴者，补其用也．如滑石、木通、灯芯，寒水石之类。膀胱为足太阳，体本阳也：其用则承气化，溲便注泻，则阴也。补阳者．补其体也，如肉桂、附子、猪苓、茯苓之类；补阴者，补其用也，如黄柏、川楝子、晚蚕砂、滑石之类。

凡补五脏之体者，皆守药；补六腑之体者，皆通药。盖脏者，藏也；腑则过而不留者也。

药之能治病者，止有制方。如吸毒石之吸毒，鸡嘴之治蜈蚣毒之类，所谓禽之制在气也。时下所用之汤、丸等方．皆和方也，药物不能直行治病。或日：药既不能治病，汝医病能不用药乎？曰：药之走脏腑经络拨动其气血。如官行文书，行该管衙门，使该管衙门官吏照牌理事。脏腑以气为官者，则以血为吏；以血为官者，则以气为吏。药入某脏某腑，使其气血调和，令本脏之气血．自行去本脏之病。亦有二三脏并治者，如会稿然；以一脏为主者，如主稿然。若脏腑气血稍离，虽有妙药，该管官吏不为奉行，不为核转查办，药其如之何哉？今人以为药能治病，尚隔一层。

余前著《温病条辨》中，言外感交互有一千二百九十六条之多，见者必以为怪，惟深明大《易》之道者知之。要知一千二百九十六条，但指外感之自为交互而然，尚未及内伤也。若兼内伤，则靡可纪极矣。如《伤寒论》中酒客不可与桂枝汤，凡大便先硬后必溏者不可与栀子豉汤，疮家禁汗，亡血家禁汗，腹中有动气不可下之类，皆设兼症之禁也。今人治病．一气且辨之不清，何况兼症。按兼症，有外感兼外感者，如燥金气运，虽在夏月，亦多腹胁疼痛，呕恶，气上阻胸．脉弦紧短涩，或泄泻不止，或竞大便十数日不通，烦躁不宁，反口渴思凉．得凉则腹愈痛，必以温热药解之，盖金克木之症，必用火克金也；解尚未清．忽又加暑症。叶氏又有秋后伏暑内发，新凉外加之明文。按暑症已三气，盖热一气，湿一气，湿热交而成暑．又一气，再加新凉燥气，是四气矣。万一病者本有肝郁、疝瘕、动气、便血等症，不知多少气矣，医者可不条分缕析而细察之哉？刑名家定案．只举其罪名之至重者而定之，故曰除轻罪不议外。医者则不能，一有遗漏，必有后患。如时文家做理搭题．不敢空中驾御o，必须层层还到方可。而兼症，又当辨明何者为新病，何者为旧病。定法先治新病。仲景云先治新病，谓旧病当后治也。即同为新病，亦有次第．如仲景《伤寒论》中．表急急当救表，里急急当救里是也。遗漏固不是．而缓急有先后，断不可案也。

凡诊，病之家多有以怕不怕问医家者，答之不易，非可以径情答之也。盖胆大者，答以不怕，则小病必大，大病必危。虽不怕亦必答以怕也，再三警戒，以收其放恣之念，而后可成功。胆小者，答以怕甚，则病家毫无主见，甚至一日延十数医，师巫杂进，必不可救矣。必医者有识见，有担当，答以有可救之理．但不可乱，而后可成功。时下一概答以不怕．盖以都下风气答以怕甚则另延医矣。只为自己打算，不为病人打算，恶在其为医也。

按古方用意微奥．非若宋元以后之方无大深意而流弊无穷。如八味丸专为摄少阴而设然，专治妇人肾虚转脬，故名日肾气丸，非为泛治水肿臌胀而设。何今人不问症之偏寒偏热、偏虚偏实，一概以八味丸作汤以治水肿臌胀？即痰饮门中，胸中有微饮，苓桂术甘汤主之，肾气丸亦主之。按苓桂术甘汤所治之饮，外饮，治脾也；肾气丸所治之饮，内饮，治肾也。按肾虚水泛为痰，但嗽不咳。若外饮脾虚，不能为胃行其津液。一以强卑监之土为要。土最恶湿．八味丸中之地、萸．酸甘化阴，愈化愈湿．岂非背道而驰、为贼立帜乎？如麻黄汤治太阳伤寒，葛根汤治阳明伤寒，小柴胡汤治少阳伤寒，今人不问何经，一日便将羌、防、柴、葛三阳表药一齐俱用，悖谬极矣。甚至暑温、温热、秋燥，无不以三阳表药治之者。且有不问是何外感，只以一柴葛解肌汤了事．是何拉解？如何能有效哉？辩之不胜其辩，学者由此类推可也。再古方不可不信．不可信之太过，亦不能全信．须对症细参，斟酌尽善。

诊病者，全在确识病情之寒热、虚实、燥润，再能精察药性，有是病即有是药，无是病即无是药，有是病，虽险绝之药亦敢用．无是病，虽平淡之品亦不敢妄加，再无不效之理。有现症虽同，而所以致病之由不同者，断不可执定古方如是用，后学敢移易哉？如阴吹一症，《金匮》用猪膏发煎，取其气血俱润也。注谓肠胃俱槁，故用纯润。余凡治阴吹者三，皆与原方相反，无不神效。其一面青唇白，舌白滑，不食不便，脉则两至，肠虽槁而胃不槁，因重用半夏、桂枝、广皮、枳实，使胃中之积饮下行大肠而愈；其一泄泻腹痛，知肠亦不槁矣，盖寒湿为病，大用分利、温腑阳而愈；其一少腹久痛而致阴吹，脉弦紧，窃思如男子小肠疝气者然，因大用温通下焦而愈。皆非猪膏发煎之症．设使不能变通．三症皆不愈矣。

今人不读古书，安于小就，得少便足，囿。于见闻．爱简便，畏繁重．喜浅近．惧深奥，大病也。《神农本经》《灵枢》《素问》《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易经》《诗经》《周礼》《礼记》，皆不可不读者也。近人所读者，陶氏六书、《寿世保元》、李士材三书、汪讱庵《本草备要》《医方集解》、吴又可《温疫论》。甚至只读《药性赋》《汤头歌诀》，便欲行医。近代叶氏医案，精详者多，粗疏者少，远胜陶、龚、李三氏等书．近日南方人多喜读之。然不读古书，不能得其要领．但袭皮毛以谓叶派。叶氏之书．本不易读，盖其书用古最多，读者不知其来路，不能领会其用意。而其书集于门人之手，往往有前无后，散金碎玉．不能全备，非其真有天分功夫者．不能读也。且不读《内经》《金匮》等古书．不知其妙，不能用也。

满眼书集，各家议论，万有不齐。胸中毫无要领，务博而情不专，学人大病。以之吟风玩月。则有余，以之立天下之大本．了天下之大事则不可。吾见六朝以后之才子，夸多斗靡，下笔千言，夷考其行，反不如不识字之农夫女子能尽其子臣弟友之道。天地间何乐生此聪明才辨人哉？唐以后之医家，亦多染此习。儒家之书，汗牛充栋，虽孔、颜亦不能读尽今日之书。孔、颜亦无那大工夫读尽今日之书。盖孔、颜断不务虚名而抛荒实德也。儒家之书虽多，而要紧只有经书。经书之中，要紧而又要紧者，莫过于《易经》《四书》。人能身体力行《易经》《四书》之道，他书虽不读可也。医家之书亦不少，而要紧之书，亦只有《内经》《难经》《玉函经》内三种，《伤寒论》《金匮要略》皆存．《卒病论》亡。《临证指南》。叶氏博而能精，其不精者十之一二．如不识燥证、误用桑白皮之类。张隐庵《本草崇原》能识其所以然之故也。拙著《温病条辨》，补古来一切外感之不足者也。他如东垣十书、《丹溪心法》、河间三书．可阅而不可读，以皆有倚于一偏之弊焉。至陶氏六书，则坏道之尤，直不必阅。其他不胜枚举，要皆不识六气之全，可参考而不必读者也。

当日孔子称仲子之果，端木子之达，冉子之艺，盖各举其长而称之。要知果者不可不达不艺．达者不可不果不艺，艺者不可不果不达。设使果者不达不艺，岂非一卤莽之夫，何事不坏，岂能从政？设使达者不艺．虽知其事．而无以处其事，亦未见其能了事也。达者不果，徒达而已矣。艺者不果，亦犹达之不果也。艺者不达，艺于何加？余故谓非果达艺三者兼全，不可以从政。医者亦然。

下愚之人不恤人言，使下愚之人而恤人言，其奸盗不可。行矣；上智不恤人言，使上智而恤人言，其天德王道亦不可行矣。未曾学问思辨而骤欲笃行者，孟浪人也。既能学问思辨而恤人言，不能笃行者．乃见义不为．无勇也。儒与医皆然。

按祝由二字，出自《素问》。祝，告也；由，病之所以出也。近时以巫家为祝由科，并列于十三科之中。《内经》谓信巫不信医，不治。巫岂可列之医科中哉！吾谓凡治内伤者，必先祝由。详告以病之所由来，使病人知之，而不敢再犯。又必细体变风变雅，曲察劳人思妇之隐情，婉言以开导之，庄言以振惊之，危言以悚惧之，必使之心悦情服，而后可以奏效如神。余一生得力于此不少，有必不可治之病，如单腹胀、木乘土、于血痨、噎食、反胃、癫狂之类，不可枚举。叶氏案中谓无情之草木，不能治有情之病，亦此义也。俗语云有四等难治之人．老僧、寡妇、室女、童男是也；有四等难治之病，酒、色、财、气是也。难治之人，难治之病，须凭三寸不烂之舌以治之。救人之苦心，敢以告来者。

今人治内伤，用六味、八味者遍天下，皆误听丹溪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用补中益气汤者，十之二三．误用东垣重方轻用之意，而又不察伤阴伤阳，惟自己好尚传派是从。从古称诵读劳阳，谋虑伤阴。如作文、办案、持筹握算、运筹帷幄者，皆劳阴也；如诵读、歌唱与一切力作汗出过多者，皆劳阳也。如外感湿、燥、寒三者阴邪，皆伤人之阳气者也，然间有应补阴者；如风、火、暑三者阳邪，皆伤人之阴者也，然问有应补阳者；产后及老人，大抵多阴不足．然亦有阳不足者。又必究上、中、下三焦所损何处。补上焦以清华空灵为要；补中焦以脾胃之体用，各适其性，使阴阳两不相奸为要；补下焦之阴，以收藏纳缩为要；补下焦之阳，以流动充满为要。余于《温病条辨》拙作，议补下焦．峙立三法：专翕膏补下焦之阴者也；奇经丸补下焦之阳者也；天根月窟膏阴阳并补，使阴阳交纽者也。补上焦如鉴之空，补中焦如衡之平，补下焦如水之注。

人之十二经，皆取决于胆，皆听命于心，皆受养于胃。《内经》谓胃为十二经之海，又谓十二经皆禀气于胃。秦越人著《难经》，一则日以胃气为乇，再则曰以胃气为主，盖有胃气者生，无胃气者死。余之所以恶人之一以六味补虚，恶丹溪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论，立数地黄丸，如麦味地黄丸、知柏地黄丸之类丸者，因黄柏渗湿而泻相火，知母泻阳明独胜之热．使阳明即有独胜之热，可暂泻而不可久服，久服胃气必伤，必致不食。试问人之后半生尽不得食，尽服六味丸可活乎？经谓凡甘皆补，凡苦皆泻。名曰补之．实则泻之。视仲景先师之建中纯甘以补者．岂非贼盗之与仁人乎！且相火辅君火用事．人之相火，一刻所不能无者，而可尽泻之乎？即有真阴不足、相火过盛之症，何不辅之以淡菜、海参、鲍鱼、龟板、乌鸡等多咸少甘、血肉有情之品．又能收纳相火者，而必以极苦泻之乎？麦味地黄，酸甘化阴，肺胃干燥之症犹有用处．而美其名目八仙长寿丸，使补阴而可长寿．古谓人非阳气不生活，竞须改为人非阴液不生活矣；古谓阳不尽不死，阴不尽不仙，须改为阴不尽不死，阳不尽不仙矣。岂非笑话！胃为阳明．经谓阳明如市．诸阳之会也，能生诸阳者也。补虚重阳者，谓护胃气而然也。即一切攻外感之邪，与不内外之饮食伤，必须一服注定胃气，多方以调护之，方为正法，不致有失。

孔子谓：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时医又骄又吝，妄抬身分．重索谢资，竞有非三百金一日请不至者此等风气，苏州更甚。如果能起死回生．亦觉太过，盖病者不尽财翁。细按其学，甚属平平，用药一以三分、五分、八分、一钱为率，俟其真气复而病自退，攘以为己功。稍重之症，即不能了。为自己打算则利，其如人命何？己以是谋生，人竞由是致死，清夜自思，于心安乎？俗医之病百出，余不忍言。即以一端而论．京师谓做买卖，绍兴谓之开医店。可耻之极，遑问其他！且即以市道论，杀人以求利，有愧商贾远甚。

名医之病，首在门户之学。其次则以道自任之心太过，未免奴视庸俗，语言过于刚直．为众所不容。或临症之际，设有以不对症之方，妄生议论者，则怒发冲冠，几有不顾而唾之势。设有性情柔逊者，不肯力争，宛转隐忍．又误大事，做成庸医杀人。呜呼！安得许多圣人来学医哉！

天下无不偏之药，无不偏之病。医者原以药之偏，矫病之偏。如对症．毒药亦仙丹；不对症，谷食皆毒药。无论病家、医士，只当讲求病系何病，法当用何法，方当用何方，药当用何药，对准病情，寒热温凉，皆在所用，无好无恶，妙手空空，无不见效。若不论病之是非，而议药之可否，寒者畏其泄．热者畏其燥，医者纸上谈兵，胶柱鼓瑟，病者以耳为目．恶直好谀．吾不知其可也。

医者之于药也，不可有丝毫成见。不可有好用之药。有好用之药，必有不当用而用者，病人死于是矣。不可有畏用之药。有畏用之药，必有当用而不用者，病人又死于是矣。甚至自信自是，直以身徇。修齐治平，以端好恶为主，孰谓医家不当如是耶？然非格物诚意，好恶莫端。呜呼！可惧哉！

时人悉以黄芪、地黄等呆笨之药为补，少涉流动之品便谓之消导。不知补五脏补以守，补六腑补以通，补经络、筋经亦补以通也，补九窍亦补以通，《周礼》谓滑以养窍是也，补肌肉则有守有通。守补处所用者少，五脏为地气，其形小也；通补处所用者多，六腑与外廓为天气，其形大也。

虚损有应补者，先查有无实症，碍手与否。如有实症碍手，必当先除其实。不然，虚未能补，而实症滋长矣。古谓病有三虚一实者，先治其实，后治其虚，盖谓虚多实少，犹当先治实症也。如浇灌嘉禾，必先薅除稂莠；抚恤灾民，必先屏除盗贼；房破当修，损症也，必先除去碎砖、破瓦、积土、陈灰，而后可以安线。此理甚明，举世不知．何昧昧耶！

俗传虚不受补。便束手无策．以为可告无愧，盖曰非我之不会补，彼不受也。不知虚不受补之症有三：一者．湿热盘踞中焦；二者．肝木横穿土位；三者，前医误用呆腻，闭塞胃气而然。湿热者，宣其湿而即受补；肝木横者，宣肝络．使不克土即受补；误伤胃气者，先和胃气．即受补矣。和胃有阴阳之别、寒热之分。胃阳受伤，和以橘、半之类；胃阴受伤．和以鲜果汁、甘凉药。品之类。髓症类推，惟胃气绝者不受补，则不可救矣。

泰卦谓小往大来，否卦日大往小来。可见阳大阴小，不待辨而自明矣．而人犹不之知。再观地球，阴也，地球之外皆阳也。地球较日轮犹小。试观日轮之在天下也，不及天万分之一，则天之大，为何如哉！天不如是之大，何以能包罗万象、化生万物哉！人亦天地之分也。内景五脏为地，外则天也。外形腹为阴，余皆用也。阳不大，断不能生此身也，亦如天不极大，不能包地而化生万物也。是阳气本该大也，阴质本该小也。何云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见痨病必与补阴，必使阳小阴大而后快于心哉？经谓劳者温之。盖温者．长养和煦之气，故能复其痨也，岂未之读耶？

前人有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论，创为补阴之说。不知阳本该大，阴本该小，前已论之矣。窃思阴苦有余，阳苦不足也。如一年三百六十日，除去夜分日光不照之阴一百八十日．昼分日光应照之阳实不足一百八十日也，盖有风云雨雪之蔽，非阳数较缺乎？一也。再，人附地而生，去天远，去地近．湿系阴邪．二也。君子恒少，小人恒多，三也。古来治世恒少，乱世恒多，四也。在上位恒少．在下位恒多，五也。故三教圣人未有不贵阳贱阴者．亦未有不扶阳抑阴者，更未有不尊君父而卑臣子者。阳畏其亢．藏者则吉。坤之初六日：履霜坚冰至。圣人示戒之早如此，概可知矣。

虚劳一证，今人概用补阴，惑于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论。自丹溪作俑，牢不可破，为害无穷，杀人无算，可胜叹哉！盖阳刚一错，立刻见祸；阴柔虽错．可至月余，甚至二三月之久，仍然拖延岁月。用阴柔易于藏拙。不知阳药之错，即时见症，立可补救，阴柔错之既久，则不可为矣。盖阴柔小人．祸暗而深，人狎而玩．所谓虽有善者，亦无如是何矣。按虚劳一症，阳虚者多．阴虚者少。一则人身附地而生，阴自有余；二则人为倮虫．属土．赖火而生。至于一朝动作行为，皆伤中阳与卫阳也。惟热病之后、妇人产后，伤阴者十居八九。房劳则有伤阴．有伤阳．有伤八脉。八脉受伤，补之亦以督脉之阳为主．盖阳能统阴，阴不能统阳也。其他则伤阳居多。今人恣用补阴．爱用寒凉，伤阳益甚矣。古人云：阳不尽不死。又云：人非阳气不生活。试观卒中而死之人。死后肌肉一毫不减，阴虽充满，无补于生。群殴重伤之人，肌肉浑身受损，苟非致命，无害于生。触类旁通，阴阳孰重？即应当补阴之症，仍所以为恋阳计也。析薪为生火也，添油为明灯也，娶妻为生子也。从来最善补虚者，莫若仲景。仲景谓：大则为芤，弦则为减，芤则为虚，减则为寒，虚寒相搏，其名日革，男子失精亡血，女子半产漏下，诸虚不足，小建中汤主之。夫失精亡血，半产漏下，非伤阴也哉，仲景何以不用冬、地、丹、萸，而用建中乎？盖建中以调和营卫为扼要，以补土为主。药止六味，而甘药居其四，俾病者开胃健食，欲其土旺生金，金复生水以生木，木生火而火又生土，循环无已。其意盖不欲以药补虚，而使之脾胃健旺．以饮食补虚，此君子以人治人之道也．岂浅学所知战！至东垣喜立门户．舍建中不用，而易之以补中益气。虽补中益气用处不少，原从建中脱胎，究不若建中之冲和恬淡。补中益气未免矜才使气，中虚而下焦实者，犹不害事，若下焦亦虚，祸正不小，前人畏其有盗肾气之虑。建中妙在虽然补气，营药实多。桂枝虽然卫药，营中之卫药也．不似补中益气之升、柴纯然走卫矣。建中得阳卦多阴、阴卦多阳之妙，补中益气何足以语此！故建中可以久服，补中益气断不可多服也。妇人虚劳门中之新绛旋覆花汤，血药居其一，气药居其二．仍以通阳为主。薯蓣丸阴阳平补，阳虚居多。伤寒脉结、代，虚之极矣，复脉汤中用参、桂、姜、枣、甘草，大概可知矣。

吐血一症，有内伤，有外感：有热症，有寒症；有气病，有血病。今人见血投凉，见血补阴，相习成风．南北一辙。经谓阳络伤则血上溢。其伤络者．岂尽阳邪哉，如君相两火司令，与风温、温热三阳实火叶血．固系阳邪，自宜凉润，且用苦寒。若怒郁胁痛咳血．则属阴邪，非温络不可。痰饮震动肺络咳血，脉洪大者．用石膏、茯苓皮之类；脉弦细者，则用于姜炭、广皮炭矣。若气不摄血，脉芤者，急急峻补阳气，如独参汤之类犹恐不及，岂可用寒凉与补阴哉？吐血之症，有吐血，有咳血，有呕血：有肺血，有胃血，有肝血，有肾血，有冲脉上冲之血。心血见则必死。须分别治之。何者当温经，当补阳，当通络，当补络，当补阴，当泻火，当清金．各有调理，岂一犀角地黄汤可以了事哉？

便血一症．今人舍槐花、地榆、生地、丹皮，无二法焉。《金匮》明分远血、近血。先血后粪曰近血．乃大肠湿热，治以当归散；先粪后血日远血．乃小肠寒湿，治以黄土汤。黄土汤中用附子峻温之。即或先后难辨，总有色脉可凭，岂可一概寒凉哉！更有粪之先后俱见血者，当从远血例治。

溺血一症，令人概用导赤散，不知此症肝郁最多，当活肝络。其所以当括肝络之故，盖由饮食入胃，取汁变化而赤是谓血，心主之，脾统之．肝藏之，由肝下注冲脉，肝郁则血瘀滞，血瘀滞则失其常行之路，非吐血、咳血．则溺血矣。不吐，不溺．其胁必痛甚。皆以活肝络为要。主在诊病时，问其曾有怒郁否．或肝络所行之道有痛楚否。其脉必弦甚，或微数．或竟不数。导赤法即不合。盖肝藏血，肝病则疏泄太过．由冲脉而注前阴。若女子崩症，亦多有因肝郁而得者．女子更以肝为先天也。予素治溺血．用新绛旋覆花汤合缪氏法苏子降气汤、虎杖散法，应手而效不一矣，敢以质之同志。

小便不通或淋，今人概用五苓、八正，不知有病在溺管者．有病在精管者。如病在精管，岂通膀胱之腑所能效哉！当通阴络。怒郁溺不通者，亦当通阴络。按小便之不通，有肺病．盖肺主天气．又肺为人身之橐钥，此气一鼓．则周身之气运动，肺家有病，则周身之气呆钝。盖物之无肺者不溺，当开肺痹。亦有小肠结者，当极苦以通火腑。更有极怒而大小便俱闭者，亦当极苦以通小肠。此胆病也，胆无出路，借小肠以为出路。小肠火腑，非苦不通。

大便不通一症，今人概以大黄下之。按肺与大肠相表里．开肺痹即所以开大肠之痹。有因感受燥金之气而寒闭者，非巴霜温下之不可。疝瘕大便闭，亦同上温下法，盖疝瘕即燥金之气所结而成者也。有燥气化火，或脏气本干燥者，则当用甘润法。有幽门血分不通者，则当用东垣通幽法。有痰饮，津液不行大肠而便闭者，则当用杏仁、枳实、陈皮、半夏，以通幽门气分，使津液下行。怒郁则用芦荟、胡连、龙胆草，极苦通小肠。惟阳明腑实，方用承气。

头痛一症．今人概用羌活、藁本、蔓荆子之通太阳者治之．此外绝无他法。不知有太阳头痛，有阳明头痛，有少阳头痛此系外感，怒郁少阳偏头痛此系内伤，厥阴头痛．阳虚头痛，阴虚头痛，胆移热于脑而成鼻渊，头亦晕痛．怒郁上冲满头痛，风袭太阳之络久头痛，各宜分别治之，稍不清楚，则不见效。若真头痛．一痛即死，无可治也，与真心痛同例。

头晕一症，阴虚者多，今人概认为风。即肝风内动，亦系阴虚之故，乃上盛者下必虚也，非外风也。有产妇头晕，治以补阴者；有痰饮头晕，治以半夏者；有水饮头晕，治以泽泻散者；有中虚头晕，治以实土治风法，用天麻者；有暑盛头晕，治以辛凉者；有过天君头晕，治以补心体者。《金匮》凡言冒，兼言眩冒者，皆头痛也，岂尽风哉？今人不但以头晕为风，且以天麻为风药．甚属可笑。按天麻为赤箭之根，气味甘平属土．形如芋魁，有游子十二枚周环之，以仿十二辰，应六气之司天。天麻如皇极居中，得气运之全，为补土之圣药。惟赤箭辛温属金，金能制风木耳。

经闭一症，俗名干血痨，今人概用四物、八珍、当归养营之类。不然则用三棱、莪术、大黄、桃仁，大攻大伐，以致不起者，不可胜数。经谓：二阳之病发心脾，男子不得隐曲，女子不月。男子不得隐曲者，盖阳明主约束筋骨而利机关，阳明虚则筋骨无以约束而机关不利矣。故经谓诸痿独取阳明。女子不月者．中焦受气，饮食入胃，取汁变化而赤是谓血，心土之．脾统之，肝藏之，由肝下注冲脉，冲脉满则月事以时下矣，兹阳明虚，饮食少，血无以生，月事从何而来？故调经先以胃气为本，次以条畅肝气为主，盖女子以肝为先天也。如肝胃无病，方责下焦．或通或补，视其病之虚实。

中风症，古人有真中、类中之分。类中者，《灵枢》谓之痱中，本实先拨之症，外形必缓纵。虚在下焦血分者．多现于左；虚在中焦气分者，多现于右。亦有不尽然者。合之色，脉、饮食、起居，自无难辨。再见内风掀动之象，乃肾虚无以养肝，孤阳独上，有乙癸同源治法。土虚肝侮．亦有内风掀动之象。盖土之与木也，一胜则一负，有实土制风法、建金制木法。若真中风之症．外形必拘挛。六淫之邪，无不可中，古以中风名者，六淫之邪．非风无由得人，盖风为百病之长也。讲求六气不透彻清楚，断不能识中风也。凡缓纵之虚症．宜以痱中之法治之：若拘挛之实症，除中脏不治外，当察其所感何气，所中何经，分别治之。仲景于中风门中加“有痹症”三字，何也？痹症本与中风一类．最似中风，先师恐学者误以痹症为中风，故特提出日“有痹症”也。盖痹症即中风而未伤及脏腑也，但以治痹之法治之即愈，不必诛伐无过之脏腑也。今人概用攻风劫痰何哉？

今人不明六气皆能为病，见外感皆日伤寒，而悉以治伤寒之法治一切外感。不知伤寒由表及里，其来之渐．非至脏不死。经谓伤寒者皆热病之类也，热虽甚不死。其两感于寒者，必不免于死。盖两感者，一n太阳受之，即见少阴症也。少阴者，脏也。经又谓脏病者半死半生也。若温热暑湿，过卫入营，肺主卫，心主营，人营则近于心胞矣。经谓谵语癫狂者死。肺也，心也．皆脏也，是温暑初起．即入脏矣。温伤太阴，太阴亦脏也。燥金克木，木系厥阴经．乃脏之尽头也．较之伤寒岂不速而又速哉？虽燥金亦有伤表之症，但伤里者多，以金性沉着之故。燥金入里．木病必克土．土病则呕吐、泄泻之症蜂起矣。经谓燥极而泽。又谓阳明之上，中见太阴。又谓阳明从中治。盖谓此也。大抵经络受邪人脏腑，其来也渐；九窍受邪人脏腑，其来也顿。渐之病，犹可截其前路，不使之进；顿之病，必须急护脏嘉，速度之退也。

溢饮、水肿、蛊胀，三者相似．而实大有区别。今人悉以五皮、五苓、八味从事，而用八味者最多。不知八味摄少阴，柔多刚少，专为妇人转脬而设．并非肿胀门中本方也。考古止有内饮用之。《金匮》治溢饮，主以大、小青龙。盖有脉弦紧为寒，主以小青龙之姜、桂；脉洪大，兼热，则非大青龙之石膏、杏仁不可。《内经》于水肿、蛊胀，峙立三法：一日开鬼门，二日洁净腑。三日去陈茎。《金匮》有风水、皮水、石水、黄汗之分。又总论之曰：腰以上肿当发汗，腰以下肿当利小便。《素问》有病始于上而盛于下者，先治其下，而后治其上之明文，今人概不之讲，而一以八味了事，人命其何堪哉！大抵溢饮必兼咳嗽；水肿色白，腹无青筋；蛊胀色赤．腹有青筋如虫纹，形似水蛭。水肿，《内经》所谓太阴所至．发为瞋胀；蛊胀，《内经》所谓厥阴所至，发为瞋胀也。单腹胀亦厥阴病，但与开郁，不必利水。余此论不过指出今医之病．略举其大纲．本非全书，未及尽言，学者当于古训求之．意外悟之。

午后身热，今人佥以为阴虚，大剂补阴，愈补愈剧，至死不悟。盖阴虚身热，原在午后。要知阴邪自旺于阴分，亦午后身热也。如伏暑、燥症、温疟、湿中生热、瘀血作烧、幼孩食积夜热之类．皆阴邪自旺于阴分，最忌阴柔滋腻。大抵阴邪之午后暮夜发热，五更必有微汗而解；此汗今人皆指为盗汗。虚劳午后暮夜发热，必无汗而自解。再合之色、脉、他症、舌苔、饮食嗜好，自无难辨者矣。

今人治癥瘕，概以三棱、莪术、归尾、红花攻瘀之阳药治之．断不能见效。不但不效，攻之过急，且有癥散为疒鼓之患。按癥瘕属金，坚刚牢固．深藏在下．非缓通络脉之丸药如化癥回生丹之类朝夕渐磨不可。盖汤者，荡也．其力甚猛，宜新病．不宜久病，宜上中焦，不宜下焦。延医者见其十数日不效．则以为医不能治，而更医矣，功安在哉？丸者，缓也，既不伤正，渐磨锢疾，假以时日．三月不化至五月，五月不化至年余。余治癥瘕，有三五月即化者．有三四年而后化者。若用汤药。何能候至三四年哉！虽体强气壮之人，有攻之立效者，不可为常也。设散为蛊，责有攸归。经谓大积大聚，衰其大半而止。其谨慎为何如哉！

噎食之为病，阴衰于下，阳结于上。有阴衰而累其阳结者，治在阴衰；有阳结而累及阴衰者，治在阳结。其得病之由，多由怒郁日久，致令肝气横逆，或酒客中虚，士衰木旺。木乘脾则下泄，或暖气。下泄久则阴衰，嗳气久则阳结。嗳气不除，久成噎食。木克胃则气上阻胸，食不得下，以降逆镇肝为要。其夹痰饮而阳结．则善呕反胃，一以通阳结、补胃体为要。亦有肝郁致瘀血，亦有发瘕致瘀血，亦有误食铜物而致瘀血者。虽皆以化瘀为要，然肝郁则以条畅木气，兼之活络；肝逆则降气镇肝；发瘕须用败梳菌；铜物须用荸荠汁，用各不同。若病在上脘，丝毫食物不下者，非吐不可。亦有食膈，因食时受大惊大怒，在上脘者吐之，在中下脘者下之。云岐子九法，一以劫法、下法为主，未免纯用霸气，喻氏斥之诚是。然亦问有应用其法者，不可一概抹杀。再如单方中之咸韭、菜卤之治瘀血，牛乳之治胃燥．五汁饮之降胃阴，牛转草之治胃槁．虎肚丸之治胃体弱，狮子油之开锢结，活鹅血之治老僧打坐、精气不得上潮泥丸宫而成舍利，反化为顽白骨而结于胃脘，盖鹅血纯阴，能化纯阳之顽结也，狗尿粟、狗宝以浊攻浊，而又能补土，不可胜纪。何今人非用枳、朴伤残，则用六味之呆腻．余概不闻哉！

近医之病，见痿痹皆云血虚，悉从丹溪之说，用六味等阴柔，恣意补阴。古人谓痿痹为躯壳病，有终身之累．无性命之忧。可见痿痹不死病也。若久用阴柔．与寒温相搏，固结而不可解，其胃气必伤，土恶湿也，必溏泄而至于死。俗谓湿热归脾，若用汤药补气，固住湿热．必成湿痰流注而死。《金匮》水气门中久不愈必致痈脓．即此义也。吾见屡矣．悲夫！

自汗不止，今人悉用黄芪、浮麦，其他法概不知之。按伤寒漏汗，治以桂枝加附子汤；中风自汗，治以桂枝汤；风温自汗，治以辛凉，佐以苦甘，如桑叶、连翘之类；中暑自汗，治以白虎，狂汗不止，脉芤者，加人参，亦有用生脉散处；阳虚自汗，轻则用人参、黄苠．重则用桂、附、术、甘；肺虚自汗，用沙参、麦冬、五味子、桑叶之类；心虚自汗，用秋小麦、人参、柏子仁、龟板之类，重者用龙骨牡蛎救逆汤；按小麦备四时之气．种于秋而成于夏．故走心经。种于秋，得秋金收敛之气。初生之皮．纯得秋金之气。以秋小麦洗净，药煎半熟后入小麦，则皮之味恒多。重在用皮收敛，亦取其成在夏而入心也。古时用法如此，今人皆用浮小麦。按浮小麦有二种：一则生时未曾结实，自己得气不足．焉能治人？一则入仓以后，湿热生虫，有病之物，又乌可以治人之病哉？阴虚不受阳纳自汗即盗汗，治以介属潜阳，大固肾气；湿家、燥家自汗，均以护阳为主；痰饮咳嗽自汗，即用发汗之麻黄，单用其根．以收太阳归缩之气。诸如此类，随症而施，可以类推。

儿科三大症．急惊、慢惊、疳疾是也。俗谓急惊者，《内经》所谓少阳所至为瘛疯也，多得之风、火、暑三种阳邪，与汗出过多、本脏自病，法宜辛凉与补阴。俗谓慢惊者，《内经》所谓太阳所至为痉是也，多得之湿、燥、寒三种阴邪，又有呕吐、泄泻、饮食内伤．法宜温脾阳。疳疾多由于饮食伤脾，亦有思乳思母，肝郁而成者，法宜温宣中焦，兼之芳香开郁，亦有杀虫者。痘症从内发，瘾疹系温邪，最忌发表，今人必与表药。治痘症必备四时之气，且前清后温，先泻后补，如制艺中之截搭题法居多。亦有纯系虚寒．始终用保元、异功者；亦有枭毒大热．始终用石膏、大黄者，断不可拘于一格。今人偏于寒凉攻下，急惊亦与发表，慢惊仍用寒凉，疳疾则恣用苦寒，民岂堪命哉！余详《温病条辨·解儿难》中。

用药分量，有宜多者，少则不效。如温暑、痹症、痰饮．脉洪者，用石膏每至数斤、数十斤之多，是其常也。乙酉年，余在浙江绍兴治赵大兄伏暑痰饮，发则大喘．每剂用石膏，必以半斤、一斤之多，而后喘得少减。连用七八剂．或十数剂，而后喘定。迟数日又发，脉必洪大。期年之间，用至一百七八十斤之多，而后大愈，是其变也。有宜少者．万不可多用。如寒、燥门之用蟾酥，瘀血门中之用皂矾。蟾酥犹可入丸药．皂矾出入外科丹药，丸药中亦不能用。汤剂中用新绛纱．用染匠之巧法，皂矾在几微之间，稍多则染成元青矣。奈纪晓岚先生《阅微草堂笔记》中云：乾隆癸丑春夏间，京中多疫，以张景岳法治之，十死八九，以吴又可法治之，亦不甚验。有桐城一医，以重剂石膏治冯鸿胪星实之姬人．见者骇异，然呼吸将绝，应手辄痊。踵其法者，活人无算。有一剂用至八两，一人服至四斤者。虽刘守真之《原病式》、张子和之《儒门事亲》专用寒凉，亦未敢至是，实自古所未闻矣。考喜用石膏者，莫过于明·缪仲淳，名希雍，天崇间人．与张景岳同时，而所传各别。本非中道．故王懋竑《白田集》有石膏论一篇，力驳其非。不知何以取效如此。此亦五运六气适值是年，未可执为定例也。按先生深恶讲学家之拘执．先生何尝不是讲学家习气！皆识不卓之故耳。前云桐城医重用石膏治冯姬之病，见者骇异，然呼吸将绝，应手辄痊等论，是何足奇？余治西人李姓布贾热病，大热大渴．周身纯赤，一夜饮新汲凉水至二三担之多．汗如雨下，谵语癫狂．势如燎原，余用石膏．每剂先用八两．后加至十二两．后加至一斤，后早晚各服一剂，每剂煮六碗，一时服一碗，间服紫雪丹、牛黄丸。紫雪共用二三两之多，牛黄丸共用至二十余丸之多。鏖战十数日之久．邪之大势方解。继清余邪，石膏每帖仍用四两．六七帖之后，方能脉静身凉。他多类似，不能尽述，半载余医案中。盖药之多寡．视病之轻重也。又云：刘守真、张子和专用寒凉．亦未敢至是，实自古所未闻矣。斯未读古书之故也。按张仲景《伤寒论》中自虎汤，石膏本系半斤，别本有一斤者。即汪讱庵《医方集解》中白虎汤，用石膏亦系半斤。《金匮要略》木防己汤中．石膏用鸡子大十二枚。或云：汉朝戥量本小．照今时不过二六扣耳。按汉时戥量本小，汉时鸡子亦小于今乎？又云：考古喜用石膏者，莫过于明·缪仲淳．本非中道。是未闻道之言也。试问中道何以定哉？盖中无定体，病轻药重为不中，病重药轻亦为不中；病浅药深为不中，病深药浅亦为不中；味厚气盛之药，多用为不中；味淡气薄之药，少用亦为不中。石膏质坚汁少．气薄味淡者也．古皆重用，何缪仲淳为本非中道也哉？自王懋竑《白田集》石膏论力辩其非．亦系未闻道之下士，固不足论，何足为据？桐城医以秉辛凉金气、金水相生之石膏，以复太阴之金体、阳明之金用，制木火有余、火来克金之温病，救化源之绝，此所以取效如神，实系天经地义之定例，何云未可执为定例也？近时苏州医用甘草必三五分，余药皆五七分，至一钱即为重用，何病可治？此故用少之过也。本京有某砂锅之名，用大刚大燥．皆系八两、十两。一剂有用至数十两者；幼科用归宗法者，十日以外，咬牙寒战．灰白塌陷者，仍用大黄、石膏至一二斤之多．人命岂何堪哉？此误用多之过也。

柴胡非医痨损药也。宋元以来．多有以柴胡退痨损之午后身热。《本经》称其主心腹胀、胃中结气、饮食积聚、寒热邪气．并无治虚损之明文。汪讱庵《本草备要》中则称其治虚劳肌热．并引李时珍之言曰：劳有五，若劳在肝、胆，心、心包，有热，则柴胡乃手足厥阴、少阳必用之药；劳在脾胃，有热，或阳气下陷，则柴胡为升清退热必用之药；惟劳在肺、肾者，不可用耳，寇氏一概摈斥，殊非通论。按李时珍一生学同，博而不精，汪氏为其所惑，反怪寇氏之不通。呜呼冤哉！盖汪氏只于纸篇上用工夫，并未将自己之心识对着病人之病机上用工夫。井蛙之见，简陋之书，读之愈多，贻害愈甚。按柴胡之妙．其芳香之气．从土中上透云霄，凡外感陷症，非此不可。湿、燥、寒三者阴邪，用处最多；风、火、暑三者阳邪．即断不可用。惟伏暑系陷伏之症，借以升提，俾邪从中土之下，上升外出。若劳损断不可用者也。按经谓阳虚生外寒，阴虚生内热。其热也，由于阴虚，尚可再用升提．使下竭上厥哉？或曰：古人以柴胡治劳热，倘不见效，必不敢笔之于书，子何以不敢从其说哉？曰：是有若大分别，从古糊涂，至今而莫之辨也。《中庸》曰：明辨之，而后可以笃行之。盖阴虚者，午后身热，至子、丑而自退，人所共知；阴邪与陷下之邪亦午后身热，至子、丑而解．余《温病条辨》中谓阴邪自旺于阴分，则人皆不知也。其几微之辨，在退烧之际，劳病多无汗而热自退，阴邪、陷症退热时，必微微汗出也。前人所治之劳热，非真劳也，乃阴邪与陷症也。以其外形午后发热与劳病相似．混而同之，真以为柴胡退劳损热矣，误人不浅。若真阴虚之暮热而用柴胡．不死不止。

产后之血，大概有三：有瘀滞而痛者，有络虚而痛者，有不寒不热，不虚不实，不必用药者。此中惟瘀血作痛、儿枕痛者，可用归芎。有瘀血上攻，归芎且不作用，必用回生丹，取其内有食血之虫，飞走有情，加醋制大黄．急破其瘀，缓则有性命之忧。若血络虚而痛者，不但不可攻，且要急补络脉，如桂圆、人参之类，尚可攻哉？至于无病而妄用归、芎，窜其血中之阳气，不至于郁冒不止也．岂非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乎！何今人一概用生化汤，成产后印板方法，是何理解？民命其何堪哉？即胎前保胎亦不可纯任归、芎。近日药肆中有保胎无忧散．一以归、芎为主。血寒者不成胎，或微寒而气滞血凝者，固属相宜；若血热而气滑利者，易成易堕．以翕摄阴气、峻补任脉为要，岂非见归、芎如雠寇乎！今人不问虚实寒热，一概施之，不识何故。大抵为当归生血之谬论所误耳。即有可用归芎之症．而又畏其窜阳．不如用香附、砂仁之为妙。盖归、芎止能活血通滞，不能保胎；香、砂芳香，既能通下焦之滞，又能开胃健食以养胎元，其辛窜之气较柔于归、芎远矣。香附一节一膜，深藏根底；缩砂蔷一房一膜．深藏叶底。二者均有胎包深藏之象，故亦能保胎也。再妇科胎前产后专究八脉，时人均不知之。盖八脉为生化之源也。余详《温病条辨·解产难》中。

时人治渴，舍凉药无二法。仲景谓渴者与猪苓汤。盖肾主消渴。此渴即司马相如病消渴之渴也。病在脏，泻其腑，故以猪苓、泽泻、滑石泻膀胱，使火从水中去；而单以一味阿胶补本脏之液。此渴必饮多溺少。他如痰饮之反渴，用辛能润法。盖饮居心下，格拒心火．不得下通于肾，反来上铄咽喉．故嗌干；又格拒肾中真水，不得上潮于喉，故引外水求救之。水之不得行者，阳气郁也，若以凉药、润药治之，无不死者。今人则皆然矣。哀哉！

今人见肝郁，佥用逍遥散．效者半．不效者半，盖不知有仲景新绛旋覆花汤、缪仲淳苏子降香汤之妙也。盖经主气．直行，属阳．逍遥散中之柴胡，直行，为纵；络主血，横行，属阴，新绛等汤专走络，横行，为横。治肝宜横而不宜纵，盖肝之怒气直冲上行，岂可再以柴胡直性上行者助其势乎？其间有见功者，肝喜条达故也，或有阴邪伏陷故也。肝主血．络亦主血，同类相从，顺其势而利导之，莫如宣络。再肝郁久则血瘀．瘀者必通络，岂逍遥散气药所能治乎！

“升阳散火”四字，一联而下．绝解不通。盖阳升则火愈炽，火性炎上，是其理也。若真正火症，如何可以升阳治之哉？唐以前无是法，宋元以后．此法盛行。瑭思维数十年，不解其故，以为总无是理，必无此事。古人未必安心害人，必其用之得效，而后立法相传。近年以来，下元甲子兑七宫用事，燥金之症颇多。燥金本寒标燥，颇似火症．烦躁不宁．身热如火。若燥金之脉．本弦短而涩，格阳者，反洪大数实，纯似火症之脉。感燥表里兼受，受邪太重者，必格阳。格阳者，纯似火症，非用升阳药不可。盖前人误认燥为火也。见腹痛、胸胁痛、瘕疝等症，又误认燥为寒也。

黄帝问曰：肺之令人咳，何也？岐伯对曰：形寒饮冷则伤肺也。虽五脏六腑俱能令人咳，外有风温、温热之咳不在痰饮之中者，究系痰饮居多。仲景谓：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所以必用温药者，补脾阳与三焦之火也．坎中满水．非阳气不行也。其《金匮》痰饮门与咳嗽门中，佥用温药，何近世一概以二冬、二母之苦寒，不然则以六味之酸甘化阴？如果肺胃燥热，用之诚善。风温、温热之咳，只用辛凉甘润．亦不用苦寒。若遇痰饮阴邪，或兼风寒及燥金本气，岂非见苦寒如雠仇乎！古人有因咳致痰、因痰致咳之辨，学者不可不知。盖因痰致咳者，半日无痰绝不咳嗽。且痰饮夜咳必甚，亥、子、丑，水旺时也。其声重浊属士，饮本两太阴病也。若因咳致痰者．必无甚多痰，或稍有痰，或竞无痰，唇、口、舌、面多赤色，脉多数，或舌有黄苔，或寅．卯时咳甚胁痛，为木扣金鸣之咳．面色不改，舌多白，脉必弦，或双弦，或单弦，病至极，亦有洪大、滑数者．乃反象也，为难治。阴阳现症，不可不辨。再痰饮之所以不可用一毫苦寒凉药者，经谓饮食入胃，脾气散精，上输于肺，历络三焦．通调水道，下达膀胱。三焦之火不足，不能生土，脾虚不能代胃行津液．遂成支饮射肺之咳。脾为太阴，饮为阴邪．弦为阴脉，脾病而现肝之脉也。再投凉药或柔药，岂非为贼立帜乎？吾又见有肝郁者，多兼痰饮。盖木病必克土，克胃土则不食或呕，克脾土，不泄则咳，脾受克则失其散津之职也。今人见肝郁，多用黄芩、冬、地，亦大与痰饮不合。且无饮者，服久必致成饮矣。见痰饮之咳，卫谓为劳病，恣用补阴，不可为矣！

泻白散，钱仲阳治小儿实热巳退、虚热不除者，纳气归元法也。痘后无外感．气不归元者．用之诚然。今人外感佥用之，致令风寒深入肾窍，终身不拔．为害甚多。夫以叶氏之明．犹不知此，缘载在《金匮要略》金疮门中王不留行散下．特未之读耳。余“解儿难”中已详之矣．兹不多赘。

五脏六腑之精华．皆上系于目。人之有目，如天之有日，水火之精相搏而成，皆清空之气浮而上升者也，用药岂容稍有卤莽！必实有外感何气，方可用外感何气之药。必实系实火，方可少加苦寒，亦必有甘寒监之。盖畏其苦先入心，其化以燥也。今人不问外感、内伤．一概先用发表，继以苦寒，不瞎何待！如偏头痛有害一目之弊，系本脏自病，少阳胆经之热，乃大用辛温发三阳之表，继以苦寒，无怪乎损目之多。余谓世无眼科，则瞽者必少。

内科脏病为重，腑病为轻，外科则不然。盖脏病传腑，出腑则轻矣；腑病传脏，人脏则重矣。外科不可轻用苦寒，畏其伤腑阳而入脏也。盖痈者，壅也；疽者，阻也。营卫不和，气血不得周流无问，而后成痈疽。再用苦寒以泄之，使毒气壅滞，愈不得调，溃烂无已．伤里膜则毒侵入脏而死矣。大抵以词和营卫为第一要著。如病势沉重，非大补肾中真阳不可。盖营出中焦，卫出下焦，两肾中间之阳气乃卫气之根本也。再善治外症者．原不必令其溃脓出头，不动声色使其自化最妙。今之外科，以为不溃脓、不出头，则无功可见，只为自己取钱起见。不顾人之性命．可恨之极。使之出头甚易，既使之出，又不能收，日久气血耗散，虽有善收口者。亦无如之何矣！再有不善脱腐，腐不尽而骤收之．收后必再发，屡发屡收，成坏疮矣。哀哉！

《大学》注云：是则偏之为害．而家之所以不齐也。岂必齐家为然哉？天下万事莫不因偏而坏。余前云医必备四时之气而后可。近代著痘科书者，多主寒凉。考归宗一法，其源出于胡氏，继有费建中《救偏琐言》。归宗特寒凉攻伐枭毒之一法而已。费氏之书，名曰“救偏”，盖救浅学者单主陈文中温补一法、有春夏而无秋冬之偏。寒凉则有秋冬而无春夏，又乌足以成岁哉？余《温病条辨·解儿难》中辨之最详，不赘。

子舆氏谓：杨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唐以后医道之坏极矣。先是唐末五代之际，医者率用毒药，不能对准病情，伤人实多，以致有《雷公炮制》《和剂局方》之设，将毒药之方俱收入禁方，此医道之一坏也。继则代有名医，如东垣、丹溪、河间辈，各以一偏之见．各立门户，以成一家之名，又一坏也。下而明季，陶氏六书之作，混六气俱曰伤寒，笼统立方，笼统治病，世咸宗之，乐其简便，又一大坏也。至汪讱庵《医方集解》一出，家弦户颂，乐其简便，若以之治病，鲜有不杀人者。其补剂首选一方，日六味地黄丸，补阴者也．反将小建中、黄芪建中、当归建中，附于桂枝汤表剂之下。阴阳倒置．莫此为甚。其赞六味丸也，妙不可言；其于建中也，无一言发明。是使天下重地而轻天．有母而无父，有秋冬而无春夏。呜呼！可哉？不知六昧丸本钱仲阳幼科门中存阴退热法也。自丹溪专主补阴，唱之于前，薛立斋、赵养葵、汪讱庵等众，和之于后．而生民之祸极矣。讱庵于三黄石膏汤下云：治伤寒、温毒表里俱热。夫以表里俱热之温毒．而可以麻黄、豆豉，合生姜、大枣，辛甘化阳，大助其表里之热哉？又五黄散下云：治伤寒表症，又治内伤生冷、脚气、疟疾等症，又治妇人经水不调。其总论曰：此阴阳表里通用之剂也。夫表里阴阳，正相反者也．有一方而可以统治之理乎？虽以仲祖之贤，其曰：表急，急当救表；里急，急当救里。其于表里阴阳，分之最悉。若一方可以统治，医道不难矣，仲景当日何必至再至三分析表里乎！其于九味羌活汤下云既治伤寒，又治伤风。而仲景谓风家表虚，寒家表实，细立桂枝、麻黄两法，岂可俱以羌活一方治之乎？既治风与寒矣，又治温病、热病，夫伤寒，阴邪也，温与热，阳邪也，岂可均以羌活发太阳之阳统治之乎？他如此类甚多．不及殚述。其不通，彼不自知也。若自知，必不笔之于书矣。后人宗之，转相仿效，生民之祸，何日已哉？不通之书，不止此一种．惟此种最行于世，余目击神伤，不得不起而辨之，获罪无所逃也。

举世用四君子汤，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故。余借此一方，以开后学测古方之妙义，又开加减去取之法．是古方皆当如是体验也。四君为补气而设。按肺主气．补气必补肺矣。然不从肺着想，而从脾胃着想者何也？虚则补其母也，补土生金，即所以补气也。白术、炙甘草．脾经守药也。甘草纯甘．不兼他味，守中之守药也。白术兼苦而能渗湿．守中之通药也。人参、茯苓．胃中通药也。人参苦少甘多，通中之守药也。茯苓淡渗而能达下，通中之通药也。知此，欲单用通则去术、草，单用守则去参、苓，单用通中通则单用茯苓，单用守中守则单用甘草，当兼用通守者．则兼用之。能合能分，能加能减，能轻能重．能暂能久，用药之能事毕矣。补土必兼渗湿者，土最受湿而反恶湿也。色白黄之药，多兼走肺胃也。盖肺之脏象属金，化气属土也；胃之脏象属土，化气属金也。

肾者，坎也。坎以中阳为体，以外阴为用，在六气中曰少阴君火，不曰太阳寒水。故以附子得日之魂者，以补中阳气分之阳；以肉桂得日之魄者，补中阳血分之阳；以色黑入肾之地黄，合萸肉酸甘化阴者，以补外用之阴。水喜流通，下人于地，故以茯苓松根生者渗之；水喜升化，上交于天，故以泽泻升之；水恶泛滥，故以山药补土而堤防之。虚则补母，故以丹皮金水相生者，补母以生之。山药、茯苓，色白入肺，亦能补其母也。其所以治妇人转脬者奈何？盖转脬原肾气之虚，然徒补肾，未见其即治也。此方地黄壮水之源；前后二阴，皆肝经所过之地，肝主疏泄，萸肉合丹皮，酸泄辛通，使肝复其疏泄之职；茯苓合阴药下降，泽泻合阳药上升，山药补土，从中以制之。有升，有降，有制，而脬系之转者直矣。系直则溺出，溺出则由渐而畅，转脬治矣。再补一脏者，必兼三脏。克水之土，有山药、茯苓以治之；水克之火．有桂、附以实之。

窦氏述扁鹊法，其头等方，以艾火烧之，多至五百壮，如风关、气关、命关各五百壮，则一千五百壮矣。二等法则用大丹。三等法则纯用辛热。以为能治死症、大症。小仲景之书，以为但能治小症而已，不足学也。对天立誓，恳挚肫诚。夫窦氏之眼孔．亦只见一时．未能上观千古、下观千古也。在窦氏当日，必有奇效，屡试屡验，遂自信不疑，故敢对天立誓也。不知燥金行疫之时，原宜火攻，窦氏适逢其会耳。按扁鹊自云：吾未能生死人者也。窦氏述扁鹊之法，而反能生死人哉？学者于窦氏法，不可不信，人非阳气不生活．如四时之有夏也，但取其能克金而已；不必全信，以为能治一切诸症，则非矣。汤液医方，自仍当以仲景之法为得中，参之诸家．以补其不备可也。

误用苦寒，久而唇舌齿牙焦黑．脉反洪数，纯是火症之形。医者见是曰：若是，犹非火症之明征乎？至死不悟。经云苦先入心，其化以燥。未知体验耳。苦寒在湿热门中用之最多．欲其化燥也；风火门中用处反少，要以甘寒当权，断不可令苦寒当权而使之化燥也．炎上作苦．苦本属火，为佐药可也；燥症门中．藉以反佐，更须少用。

坎离代天地用事．人非水火不生活，故医者必究水火。按草之火最柔．而木火则刚矣。然木之中亦万有不齐。其性坚者，火必刚；葇脆者，火必柔。最刚者莫如石火，亦万有不齐。石火之中．至刚者莫如京师之红煤。凡试火之法．以大钱一枚，置水锅内．红煤之高者．水开时则钱浮水面，其次则半浮半沉，火柔则钱离锅底不过二三寸而已矣。刚火所排之靴、帽，至旧不改样，柔火万不能也。学者可借以助格致之理。食刚火者多热病，食柔火者多湿病。

至水于，泉水最清，削去垢有余，清头目最胜。河为阳水，通六腑。最速。济为至阴之水，伏流黄泉之下，其性沉降，补五脏有专功。他如千里急流水．《灵枢》半夏汤治不寐用之，取其急驱胃阴下降也。甘澜水因无从取之千里急流水者，但以水扬千万遍，使之起花，急逐痰饮．前人治痰饮用之。其生化最速。去陈菀如神者，莫如雨水。而雨水之中．化气最速，又莫如伏雨，《孟子》所谓有如时雨化之。何李时珍《本草纲目》于雨水条下毫无发明，但日春分日雨水．夫妇各饮一杯，可以有孕。试问谁系饮春分之水而后有孕哉？如此耳食之谈．副载一条．亦未始不可，雨水正文何反不言功用？余特补之。

五谷亦百草之结子者也。谷者，善也；五者，五行也。圣人取其性善、形色气味之可以养五脏者，教民树艺以养生焉。五谷何以为善？味甘淡也。人系倮虫，属土。土味甘，以甘补土，故取甘也。尤必以淡为善者何也？盖味之至重者必毒，稍重者必偏，惟淡多甘少者，得中和之气，故曰谷也。且淡开五味之先，不在五味之中而能统领五味者也。五昧皆属地气，地食人以五味也。惟淡属天气，清华冲和，最能渗泄土中之浊气，而使之复其清明之体，故必以淡为善也。五谷中最重黍稷者何也？黍稷体圆而色黄，味得甘淡之中，故先王首重黍稷焉。如黄豆在五谷中甘味最重，则不可作饭，且不可多食，多食则胀满。《论语》云：食夫稻，衣夫锦。似稻又细于黍稷者何也？盖黍稷生于刚土而性刚，长于补脾；稻生于湿土而性柔，长于补胃，淡味独胜．似其品高于黍稷，但色白形长，喜水．偏于湿重，终就臣位，自仍当以黍稷之中正为君也。《周颂》日：贻我来牟。似大、小二麦亦不轻于黍稷也。盖二麦补，五谷之所不及者也。五谷除麦之外．皆以湿土行。令而下地，以湿土收令而上仓。麦则反是．以秋分后湿土收令而下地，以夏至前湿土行令而上仓，单避湿土之气，故其性燥而开胃，有湿病者最宜，土性湿而反恶湿也。且金水木火四时之气，即元亨利贞之天气也．湿土则纯然地气矣。但补偏救弊者，皆臣道也。

大枣木之至坚．而枣肉则果肉中之至密者也，色赤黑，味甘微酸，取其。以补脾经血分之阴。去核，使不走下焦。配以生姜，补胃中气分之阳。一阴一阳之谓道．为中焦调和营卫之要品。而今人多用红枣。《本草纲目》中谓红枣理疏，不入药．岂未之见耶？

《本经》称白芍气味苦平无毒。主治邪气腹痛，除血痹，破坚积、寒热疝瘕．止痛，利小便，益气。并无酸味之明文。张隐庵谓后人妄改圣经日微酸，元、明诸家相沿为酸寒之品．试将芍药咀嚼，酸味何在？春生红芽．禀厥阴术气而治肝：花开三四月间．禀少阴君火而治心。瑭按芍药亥月生芽，藏于根中，仲春红芽出于地上．春尽而后开花．何丹溪谓产后忌服．伐生生之气？按阳生于子中，实根荄于亥．故古人禘祭，祭始祖所自出．必用亥月，以亥为始祖所自出也。芍药亥月生芽，遍历子、丑、寅、卯、辰、巳六阳之全而后开花．岂伐生生之气者哉？并未细心格物，无知妄作，莫此为甚。

桂生于广南，气味辛温，无毒，枝有畅茂条达之义，行阳气，利关节，补中益气之要药，用处最多。何东垣谓其横行手背，禁人之用？试问槐枝、桑枝不能横行手背乎？何独单禁桂枝？其说有二：或者当日以桂枝医温热，必不合拍，以温病最忌辛温补中益气也：或者东垣欲立补中益气汤，独创一门，必没杀仲景之建中法，故力砭桂枝也。若识见不到，学术不精，因误成忌，其过犹轻；若为门户起见，上灭先师，下蒙后学，其心尚堪问哉？再按桂生于广南日出之地，色赤，得日之魄者也；附子生于章明赤水日光对照之地，色白兼黑．得日之魂者也。故有走气走血之分。

甘草纯甘，不兼他味，故独擅甘草之名。其性守而不走，甘属土，土主信也。为其守也．故中满腹胀者忌之，宣通络脉者避之。今人则一概用之，不问何方．必加甘草，以为能和百药，此。必用甘草之病也。至于当用甘草之方，如炙甘草汤之类．汤名甘草，以之为君也，治伤寒脉结代，防其脱也．全赖其坐镇不移之力，而用一钱，或八分、五分．不尽其力，乌得有功？此不敢用甘草之病也。

枳实坚实下沉．专走幽门。幽门者．胃之下口，小肠之上口也。逐渣滓痰饮．使由胃而入小肠，由小肠而入大肠。枳壳生穰，轻虚上浮，专走贲门。贲门者．胃之上口也。方书谓误用枳壳，伤胸中至高之气。今人以本草中称枳实有推墙倒壁之功，避而不敢用，反用枳壳，误伤无过之地，而幽门之渣滓痰饮反不得除，是何理解？且药肆中以枳实少而枳壳多．竞以枳壳代枳实，改做外貌，医者不察，害人不浅矣！

细辛，细而辛者也，一茎直上．端生一叶，其茎极细，其味极辛。《本经》称其气味辛温，无毒，主咳逆上气、头痛、脑动、百节拘挛、风湿痹痛、死肌，久服明目，利九窍，轻身长年。张隐庵谓：细辛乃《本经》上品药也，味辛臭香，无毒．主明目利窍。宋元祐陈承谓：细辛单用末，不可过一钱．多则气闭不通而死。近医多以此语忌用。嗟！嗟！凡药所以治病者也，有是病．服是药，岂辛香之药而反闭气乎？岂上品无毒而不可多服乎？方书之言，俱如此类，学者不善详察而遵信之，医门终身不能入矣！汪讱庵《本草备要》中将“单用末”三字删去，直谓之不可过一钱．多则闷绝而死，虽死无伤可验，且引开平狱尝治此以实之。其不通有如此哉？

古时医者自采药，详辨其形、色、气、味，屡试确当者，方敢为人医病。近日药肆买之药行，药行买之客人，客人买之大马头坐客．坐客买之各省山农，其中作伪，不可悉数。即如黄河以南所用之党参，系青州软苗防风；本京所用之党参．系北口荠苨，问有山西潞州之防风荠苨，美称之曰潞党、西党。按上党所产之参，与辽产无二形，其价亦相若。现在王气在东．上党所产甚少．不能发卖。岂有数百文买参一斤之理？岂天下之大．四海之广，药铺之多．大者积数百斤，中者数十斤，上党一山，岂竟能产如许之参以待天下之用？不待智者而知其伪也。且党参果可代用，何必以重价买人参哉？何世医佥不知之，而必以党参代人参之用？岂真不知哉？以为便于行也。不知医便于行而用假药，是欺病人也。病人赖医者救命，可设一骗局以欺之哉？他如石莲子，系莲子之老坚者落水入污泥中，经年不坏，其功能涩下焦滑脱。莲子甘多咸少．石莲子则成多甘少矣。近日药肆中所备之石莲子．系野树之子，黑壳黄肉，无心．其味极苦．最能泻人。李时珍著《本草纲目》时．已谓其断庄二百余年。滑脱之病，反用极苦泻之，不死不止。赤小豆即五谷中之小豆，皮肉俱赤。近日药肆中用广中半红半黑之野豆，色可爱而性大非，断不堪用。新绛纱内系三品生丝．既能通络．又能补络，红花生血和血，单以几微皂矾化瘀，今人概以帽帏代之，断不可用也。如四君子汤，人参即是假，茯苓系安苓，白术系种术，只余甘草一味．又不敢重用．将挟何术以取效乎？其他伪药，不可尽述。有心救世者，当自考之。

雷公炮制，此雷公系五代时。之雷学文，其学术未见精也。今人误认为黄帝、歧伯时论道之雷公，谨遵之而不敢议。盖世运至五季之衰，无道不坏。古方多用生药、毒药，药之偏．所以矫病之偏也。五季之时．医失其学．杀人者多，故雷公起而救之，不能使天下之医皆有学问，遂将稍有性气之药，不分有毒、无毒，上品、中品、下品，一概炮制。如茯苓，平淡之上品，用乳制，恐其渗也。若畏其渗，何如不用。用之者．用其渗也。去其渗而用之，何所用哉？人参用秋石制，欲其入肾也。以大队补肾药或补八脉药，而用人参．自有功用．何必制之？即制之亦未必入肾也。阿胶炒成珠，畏其腻也。既畏其腻，何不改用他药？且阿胶取济水之极深沉降．水曰润下，兹以火炒之，是炎上也。半夏不用姜制而用矾制，古法用生姜制．以生姜能制半夏之小毒，半夏、生姜有相须之妙。近日药肆中用矾制，洁白好看．不适于用，断不可从。他如麦冬之去心．论详《温病条辨》中。其他错谬之处．不能殚述。学者当随时考查．通者从之，不通者违之，一视天理之公．不可稍存好恶。

药之有引经，如人之不识路径者用向导。若本人至本家，何用向导为哉？如麻黄汤之麻黄，直走太阳气分；桂枝汤之桂枝，直走太阳营分。盖麻黄、桂枝为君者．即引也。虽其中有生姜、大枣．生姜为气分之佐，大枣为营分之佐，非引经也。何今人凡药铺中不卖，须本家自备者，皆日引子？甚至所加之引，与症不合，如痘科中既用芦根，又用香菜，大热赤疹，必用三春柳。每方必日引加何物，不通已极，俗恶难医。

半夏古法用生姜制，盖生姜能制半夏之小毒，半夏、生姜．二者有相须之妙。近日肆中概用矾制，取其洁白好看。不适于用，断不可从。

古云：医者，意也。不通之至。医岂可以意而为之哉？凡有巧思者，艺也，非意也。按《周礼》医为酱属，取其由蒸变而成之物，而又能蒸变人之脾胃也。医士之名医，取其自能蒸变而成学术．自能蒸变人之疾病由痛苦而平和。余益之以一言日：医者，易也。有不易之定理．有交易之变通．有变易之化工。

天下万事，莫不成于才，奠不统于德。无才固不足以成德，无德以统才．则才为跋扈之才，实足以败，断无可成。有德者，必有不忍人之心。不忍人之心油然而出，必力学诚求其所谓才者。医也，皤也．德为尚。矣。

医之为学，明道之一端，为冢宰属官．所以佐相业之调和鼎鼐、燮理阴阳者也。奈后世高者为艺术，低者为糊口计．日趋日下。按《内经》以明理为要，方止有七。越人《难经》亦以明理为要，并无方药。自唐以后，竞尚方术．遂有《千金方》《肘后方》，各家本草、方书，汗牛充栋，而医道大坏。不明理者用毒药．如未能操刀而使割．以致杀人无算。有宋起而救之，不明明理为要，乃有《和剂局方》之设。医道至此，坏而愈坏矣。盖以方救方，如以火救火，不至于燎原不止也。《局方》之设，将以前所有毒药之方一概禁止，名之日禁方，不准世用，而单行《局方》。不知《周礼》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共医事。若一以和剂为主，如甘草至和之药，膨胀得之即死。五谷为日用之需，善而又善者也，热病热未退时，早食即死。能将药之甘草并五谷悉禁之哉？此方书不足恃之明效大验也。不明理者．虽饮食亦不能调，饮食亦能杀人。余生十五子．死者九人，为不明理之妇人以饮食杀之者七人。明理者，虽毒药亦应手而效。故医必以明理为要。《中庸》谓明善而后可以诚身，择善而后可以固执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