猗欤哉，历代医书之盛，凡三百七十九家，五百九十六部，一万三千一百余卷，反复详其要主于却病而已。然《内经》有一言而可尽废诸书，则不治已病治未病是也。此说一出，而后多以修养为言，不知夫修养与保养，原自有异修养则杂于方外元远，而非恒言恒道。保养则于日用饮食，而为可法可经。如运气之法，运任督者，久则生痈；运脾土者，久则腹胀；运丹田者，久则尿血运；顶门者，久则脑泄。其余丹砂烹炼之说，遗祸累累。然则修养之与保养，不大相迳庭哉！请述保养之法。《上古天真论》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故形与神居而尽终天年，度百岁乃去，此保养之正宗也。盖有节有常，则气血从轨，而无事于搬运之烦，精神内守，则身心宁定，而无事于制伏之强，形与神居，而神不离形。形不离神，而无损天年之虑。保养既若是之易且显，何今之夭者多而寿者少欤？盖香醪美酒陈于前，虽病所忌也而弗顾；情况意兴动于中，虽病所禁也而难遏；贪名竞利之心急，虽劳伤过度而不觉；何况心神百结，斫耗多端。刘孔昭曰：万人操弧而向一鹄，鹄能无中乎？万物炫耀以惑一生，生能无伤乎？即有少知收敛精神，安居静养者，又不知百年机括，希求不死。虽终日闭目，只是一团私意，静亦动也。若识透百年定分，而事事循理，不贪不躁不妄，可以却未病而尽天年矣。盖主乎私则生死念重，而昏昧错妄，愈求静而不静。主乎理则人欲消亡，而心清神悦，不求静而自静，此吾所以但言保养，而不言修养也。

然则保养之法，不亦尽废诸书乎。避风寒以保其皮肤六腑，则麻黄、桂枝、温中、四逆之剂，不必服矣；节劳逸以保其筋骨五脏，则补中益气、劫劳健步之剂，不必服矣；戒色欲以养精，正思虑以养神，则滋阴降火、养营凝神等汤，又何用哉？薄滋味以养血，寡言语以养气，则四物、四君、十全、三和等汤，又何用哉？要之血由气生，气由神全，神乎心乎，养心莫善于寡欲，吾闻是语，未见其人，不得已而仍从一万三千一百余卷中，更觅一治已病之法也。

运气之说，有太过不及，而胜复由以生正。太过者，其气胜，胜而复制，则伤害甚矣。

者，其气衰，衰而复克，则败乱极矣。此胜复循环之道，出乎天地之自然，而亦不得不然也。故在天有五星胜气之应，在地有万物盛衰之应，在人则有脏腑疾病之应。如木强胜土，则岁星明而镇星暗，土母受侮，子必复之，故金行伐木以救困土，则太白增光，岁星反晦也。

凡气之现于上者，则灾应乎下，宿属受伤，逆犯尤甚。正运互为胜复，其气皆然，至其为病，如木胜肝强，必伤脾土，肝胜不已，燥必复之，而肝亦病矣。燥胜不已，火必复之，而肺亦病矣。此五脏互为盛衰，其气亦皆然也。夫天运之有太过不及者，即如人身之有虚实也。

惟其有虚而复，强者胜之。有胜而复，承者复之。无衰，则无胜矣。无胜则无复矣。其气和平，焉得有病？恃强肆暴元气先尽，焉得毋虚。故曰：有胜则复，无胜则否，胜微则复微，胜甚则复甚。可见胜复之微甚，由变化之盛衰，本无其常也。六元正纪论所载天时地化人事等议，至详至备，盖以明其理之常者如此也。即如周易之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乃阐明易道之微妙，教人因易以求理，因象以致变。故孔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此其大义，正与本经相同。夫天道元微，本不易测，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不知焉。故凡读易者，当知易道有此变，不当曰变止于此也。读运气书者，当知天道有是理，不当曰理止于是也。然变化虽难必，而易尽其机也。天道虽难测，而运气尽其妙矣。自余有知以来，常试以五大之义，逐气推测，则彼此盈虚，十应八九，即有少不相符者。正如井蛙之见，而见有未至耳，岂天道果不足凭耶？今有昧者，初不知常变之道，盛衰之理，孰者为方，孰者为圆，孰者为相胜反胜主容承制之位。每执凿经文以害经意，徒欲以有限之年晨，概无穷之天道，隐微幽显，诚非易见管测求全，陋亦甚矣。此外复有不明气化，如马宗素之流者，假仲景之名，而为《伤寒钤法》，用气运之更迁，拟主病之方治，拘滞不通，诚然谬矣。然又有一等偏执己见，不信运气者，每谓运气之学，何益于医？且云：疾病相加，岂可根据运气以施治乎？非切要也？余喻之曰：若所云者，是真运气之不求，而运气可易言哉，观岁运之流行，即安危之关系。或疫气遍行一方，皆病风温，或清寒伤脏，一时皆犯泻痢。以众人而患同病，谓非运气之所使然欤。

人之一身，有经脉，有络脉。直行曰经，旁行曰络。几经有十二，手足三阴三阳是也。

十五，乃十二经各有一别络，而脾又有一大络，并任督二络，为十五络也。共二十七气，相随上下，如泉之流，如日月之行，不得休息，故阴脉荣于五脏，阳脉荣于六腑，阴阳相贯，如环无端，菲知其纪，终而复始。其流溢之气入于奇经，转相灌溉，内运脏腑，外濡腠理。

奇经凡八脉，不拘制于十二经，无表里配合，故谓之奇。盖奇经犹夫湖泽，正经之脉隆盛，则溢于奇经。秦越人比之天雨下降沟渠溢满，滂沛傍行，流于湖泽，此发《灵》、《素》之秘也。八脉散在群书，略而不悉予虽不敏。谓陈大旨。八脉者，阴维也，阳维也，阴跷也，阳跷也，冲也，任也，督也，带也。阳维起于诸阳之会，由外踝而上行于卫分；阴维起于诸阴之交，由内踝而上行于营分，所以为一身之纲维也。阳跷起于跟中，循外踝而上行身之左右；阴跷起于跟中，循内踝而上行身之左右，所以使机关之跷捷也。督脉起于会阴，循背而行于身之后，为阳脉之总督，故曰阳脉之海。任脉起于会阴，循腹而行于身之前，为阴脉之承任，故曰阴脉之海。冲脉起于会阴，夹脐而行，直冲于上，为诸脉之冲要，故曰十二经脉之海。带脉则横围于腰，状如束带，所以总约诸脉者也，是故阳维主一身之表。阴维主一身之里，以乾坤言也。阳跷主一身左右之阳，阴跷主一身左右之阴以东西言也，督脉主身后之阳，任脉主身前之阴，以南北言也，带脉横束诸脉，以六合言也，八脉之中惟任督二脉，为人身之子午，为升降之道，交媾之乡，如鹿运尾闾，能通督脉足于精，龟纳鼻息，能通任脉足于气，是以二物得寿。此奇经八脉之大旨，至于经穴病状，具见《濒湖脉考》中。

《灵枢》以缓急大小滑涩六脉而定病变，可谓总诸脉之纲领。《素问》则曰：大小滑涩。《难经》曰：浮沉长短滑涩。而仲景则曰：弦紧浮沉滑涩。此六者，名为残贼，能为诸脉作病。滑伯仁曰：大抵纲领之要，不出浮沉迟数滑涩六脉。所谓不出者，以其足统夫表里阴阳虚实冷热风寒湿燥脏腑血气之病也。浮为阳为表，证为风为虚；沉为阴为里，证为湿为实；迟为在脏，为寒为冷；数为在腑，为燥为热；滑为血有余涩；为气独滞也。此诸说者，词虽少异，意实相通。若以予见言之，总不出乎表里虚实寒热六者而已。如浮为在表，则散大而芤可类也；沉为在里，则细小而伏可类也；数为热，则洪滑疾促之属可类也；迟为寒，则涩结代缓之属可类也；虚为不足，则短弱濡微之属可类也；实为有余，则弦紧动革之属可类也。然即此六者之中，又复有大相悬绝之要，则又不可不知。夫浮为在表，而凡阴虚者，脉必浮而无力，是浮不可概言表矣，可升散乎？沉为在里，而凡邪初感之甚，阴寒束于皮肤，阳气不能外达，则脉必先现沉紧，是沉不可概言里矣，可内攻乎？诸数为热，而凡阴虚之候，阴阳俱虚，气血散乱者，脉必急数，愈数者愈虚，愈虚者愈数，是数不可概言热矣，可寒凉乎？微细类虚，而痛极闭塞者，则多伏匿，是伏不可概言虚矣。可骤补乎？弦数类实，而真阴大亏者，必关格倍常，是弦不可概言实矣，可消伐乎？夫如是是，即于纲领之中，而复有大纲领者存焉。设不以四证相参，而孟浪任意，未有不覆人于反掌间者，此脉道所以难言，而毫厘不可不辨也。

气取诸阳，血取诸阴。人生之初，具此阴阳，则亦具此气血。气血者，其人生之根本乎。血何以为营？营行脉中，滋荣之义也。气何以为卫？卫行脉外，护卫之义也。然则营与卫，岂独无所自来哉？曰：人受谷于胃，胃为水谷之海，灌溉经络，长养百骸，五脏六腑，皆取其气故清者为营，浊者为卫，营卫之气，周流不息，一日一夜，脉行五十度，平旦以复会于气口，所谓阴阳相贯，如环无端，则是二气恒相随而不相离也。夫惟血营气卫，常相流通，则人何病之有？一有窒碍，百病由此生矣。故气之作养，发而为喜怒忧悲惊恐寒热思劳，聚而为积痞 瘕 癖，上为头旋，中为五膈，下为脐间动气，或喘促，或咳噫，聚则中满，逆则足寒。凡此者，皆气使之然也。血之为患，其妄行则为吐衄，其衰涸则为虚劳，蓄之在上其人妄，蓄之在下其人狂，逢寒则筋不营而挛急，挟热则内瘀而发黄，在小便则为淋痛，在大便则为肠风，在妇人月事进退漏下崩中病尤不一，凡此者，皆血使之然也。夫血譬之水也，气譬之风也，风行水上，即气血之义也。盖气血之帅也。气行则血行，气止则血止，气温则血活。气寒则血凝，气有一息之不运，则血有一息之不行，病出于血，调其气犹可以导之。病原于气，区区调血何与焉？人之一身，调气为主，是亦先阳后阴之义也。若夫血有败瘀泥滞乎诸经，则气之道，未免有所壅遏，又当审所先而决去之。经所谓先去其血，而后调之，又不可不通其变矣！然则调气之剂，以之调血则两得。调血之剂，以之调气则乖张，如香附、木香之类，治气可也，治血亦可也。若以归、地辈论之，则其性缠绵，于胃气有亏矣，用药者审之。

君为主，臣为辅，佐为助，使为用，制方之原也。逆则攻，从则顺，反则异，正则宜，治病之法也。必热必寒必散必收者，君之主也；不宜不明不授不行者，臣之辅也；能授能令能合能分，佐之助也；或劫或开或击或散，使之用也。破寒必热，逐热必寒，去燥必濡，除湿必渗者，逆则攻也。治惊则平，治损须益，治留须攻，治坚须溃者，从则顺也。热病用寒药，而导寒攻热者必热，如阳明病发热，大便硬者，大承气汤、酒制大黄热服之类是也。寒病用热药，而导热去寒者必寒，如少阴病下利，服附子、干姜不止者，白通加人尿、猪胆之类是也。塞病用通药，而导通除塞者必塞，如胸满烦惊小便不利者，柴胡加龙骨、牡蛎之类是也。

通病用塞药，而导塞止通者必通，如太阳中风下利，心下痞硬者，十枣汤之类是也。反则异也，治远以大，治近以小，治主以缓，治客以急。正则宜也，至真大要论曰：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淡味渗泄为阳，咸味涌泄为阴，六者，或收或散，或缓或急，或燥或润，或软或坚，或以所利而行之，调其气使之平，故味之薄者，为阴中之阳，味薄则通，咸苦盐平是也。气之浓者，为阳中之阳，气浓则发热，辛甘温热是也。气之薄者，为阴中之阳，气薄则发泄，辛甘淡平温凉是也。味之浓者，为阴中之阴，味浓则泄，盐寒酸苦是也。《易》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故治病制方者，须本此说而推之。

人身不过表里，气血不过虚实。良工先治其实，后治其虚；粗工或治虚，或治实；谬工虚实实；惟庸工但补其虚，不敢治其实。举世不省悟，此余所以着三法也。夫病非人身素有之物，或自外入，或自内生，皆邪气也。邪气中人，去之可也，揽而留之可乎？留之轻则久而自尽，甚则久而不已，更甚则暴死矣。若不去邪，先以补剂，是盗未出门，而先修室宇，正气未胜，而邪气已横 矣。惟脉脱下虚，无邪无积之人，始可议补耳。他病惟先用三法攻去邪气，而元气自复也。《素问》一书，言辛甘发散渗淡为阳，酸苦涌泄为阴，发散归于汗，涌归于吐，泄归于下，渗归解表，解表同于汗，泄利便同于下，殊不言补。所谓补者，辛补肝，咸补心，甘补肾，酸补脾，苦补肺，更相君臣佐使，皆以发腠理，致津液通血气而已。非今人所谓用温燥邪僻之补也，盖草木皆以治病，病去则五谷果菜肉皆补也。又当辨其所宜，使无偏倾可也。若以药为补，虽甘草、人参，亦有偏胜之患，是故三法犹刑罚也，粱肉犹德政也。治乱用刑，治治用德，理也。余用三法，常兼众法，有按有跷，有 有导，有增减，有续止。医者不得余法而反诬之，哀哉！如引痰、漉涎、取涕迫泪，凡上行者，皆吐法也；熏蒸、渫洗、熨烙、针制、砭射、导引、按摩，凡解表者，皆汗法也；催生、下乳、磨积、逐水、破经、泄气，凡下行者，皆下法也。天之六气，风寒暑湿燥火，发病多在于上。

地之六气，雾露雨雪水泥，发病多在于下。酸苦甘辛咸淡，发病多在于中。发病者三，出病亦三。风寒之邪，结搏于皮肤之间，滞于经络之内，留而不去，或发痛麻淋痹肿痒拘挛，皆可汗而去之。痰饮宿食，在胸膈，发为诸病，皆可涌而去之。寒热痼冷火热，客下焦，发为诸病，皆可泄而出之。吐中有散，下中有补，经言知其要者，一言而终。此之谓也。

经言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二句为治病之大关。其词甚显，其义甚微，敢为详辨。

盖实言邪气实，宜泻也；虚言正气虚，宜补也。凡邪正相搏而为病，则邪实正虚，皆可言也。故主泻者，则曰邪气盛则实，当泻也；主补者，则曰精气夺则虚，当补也。各执一词，毫无确据，借口文饰，孰得言非，是以至精之训，反酿莫大之害。不知理之所在，必有不可移易者，奈医者不能察耳。余请析之为四，孰缓孰急，其有其无也。无虚者，急在邪气，去之不远，留则生变也；多虚者，急在正气，培之不早，临期无济也；微虚微实者，亦治其实，可一扫而除也；甚虚甚实者，所畏在虚，但固守根本。以先为己之不可胜，则邪无不退矣。二虚一实者，兼其实，开其一面也。二实一虚者，兼其虚，防生不测也。总之，实而误补，固必增邪，犹或可救；虚而误攻，真气忽去，势必难回，此虚实之缓急，不可不思也。所谓有无者，察邪气之有无也，凡风寒暑湿燥火，皆能增邪，邪之在表在里在脏在腑，必有所居，求得其本而直取之。此所谓有，有则邪气之实也，若非六气之邪而病出之阴，则皆情欲以伤内，劳倦以伤外，似邪非邪，似实非实。此所谓无，无则病在元气也。不明虚实有无之人，必致以逆为从，以标为本，绝人长命，可不慎哉！

经言治其旺气者，谓病有阴阳，气有盛衰，旺则治之反甚。如阳盛阴衰者，阴虚火旺也，治之者，不知补阴以配阳，而专用苦寒治火之旺，岂知苦寒皆沉降，沉降则亡阴，阴愈亡则火愈盛，故服寒反热者，阴虚不宜降也。又如阳衰阴盛者，气弱生寒也，治之者，不知补阳以消阴，则寒愈甚，故服热反寒者，阳虚不宜耗也。又如夏令本热，而伏阴在内，故多中寒，冬令本寒，而伏阳在内，故多内热。设不知此，而必欲用寒于夏，治火之旺；用热于冬，治寒之旺；则有中寒隔阳者，服寒反热；中热隔寒者，服热反寒矣，是皆治旺之谓，而病之所以反也。

夫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在天地则该万物而言，在人身则该一体而言，非直指气为阳而血为阴也。经曰：阳中有阴，阴中有阳，正所谓独阳不生，独阴不长也。姑以治法兼证论之曰：气虚者，气中之阴虚也，治法以四君子汤，补气中之阴；曰血虚者，血中之阴虚也，治法以四物汤，补血中之阴；曰阳虚者，心经之元阳虚也，病多恶寒，责其无火，治法以补气药中加桂，甚则三建中汤、正阳散之类；曰阴虚者，肾中之真阴虚也，病多壮热，责其无水，治法以补血药中加知柏等药，或大补阴丸、滋阴地黄丸之类。夫真元极衰之候，初不可服桂、附等药，恐反助火而烁真阴。元阳虚脱之躯，亦不可投芎、苓等辛散淡渗之剂，恐反开腠理而泄其气。昧者谓气虚即阳虚，止宜用四君，断不可服芎、苓之属。血虚即阴虚，止宜用四物，切不可用参、 之属。殊不知血脱补气，昔贤之治法也。惟真阴虚极，将为劳蒸咳嗽，必用参、 ，恐肺热伤肺，不能抵当，而反益其病，可勿泥也。

经云：病有逆从者，以病有微甚；病有微甚者，以证有真假，不知寒热有真假。真者正治，知者无难，假者反治，乃为难耳。如寒热之真假者，真寒则脉沉而细，或弱而迟，为厥逆，为呕吐，为腹痛，为飧泄下利，为小便频。即发热必欲得衣，此浮热在外，沉寒在里也。真热则脉数有力，滑大而实，为烦躁喘满，为声音壮厉，或大便秘结，或小便赤涩，或发热掀衣，或胀痛热渴，此皆真病。真寒者，宜温其寒；真热者，宜解其热，是当正治也。至若假寒者，火极似水，阳证似阴也，外虽寒而内则热，脉数而有力，或沉而鼓击，或身恶衣，或便热秘结，或烦渴引饮，或肠垢臭秽，此则恶寒非寒，明是热证，所谓热极反兼寒化，亦曰阳盛格阴也。假热者，水极似火，阴证似阳也。外虽热而内则寒，脉微而弱，或数而虚，或浮大无根，或弦芤断续，身虽炽热而神色自静，语虽谵妄而声音则微，或虚狂起倒而禁之则止，或蚊迹假斑而涉红细碎，或喜冷水而所饮不多，或舌面赤而衣被不彻，或小水多利而大便不结。此则恶热非热，明是寒证，所谓寒极又兼热化，亦曰阴盛格阳也，此皆假病假寒者。清其内热，内清则浮阴去舍矣。假热者，温其真阳，中温则虚火归元矣，是当从治者也。

又如虚热实热，实则泻之，虚则补之，此不易之法也。然至虚有盛候，则有假实矣；大实有羸状，则有假虚矣。总之虚者，正气虚也，为色惨形瘦，为神衰气怯，或自汗不收，或二便不禁，或梦遗精滑，或呕吐鬲塞，或久病攻多，或短气似喘，或劳伤过度。或暴困失志，虽外证似实，而脉弱无神者，皆虚证之当补也。实者邪气实也，或外闭于经络，或内结于脏腑，或气壅而不行，或血流而凝滞，必脉病俱盛，乃实证之当攻也。然而虚实之间，最多疑似，有不可不辨其真者。如经云：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此虚实之大法也。设有人焉，正已夺而邪方盛者，将顾其正而补之乎？抑先其邪而攻之乎？见有不的，则死生系之，此其所以宜慎也。夫正者本也，邪者标也。若正气既虚，则邪气虽盛，亦不可攻，盖恐邪未去而先脱，呼吸变生，则措手无及。故治虚邪者，先当顾正气，正气存，则不至于害。且补中自有攻意，未有正气复而邪犹不退者，此治虚之道也。若正气无损者，邪气虽微，自不宜补，盖补之则正无与，而邪反盛，适足藉寇兵而 盗粮。故治实证者，必直去其邪，邪去则身安，但法贵精专，使致速效。治实之道也。要之能胜攻者，便是实证，不能胜攻者，便是虚证。惟是假虚之证不多见，而假实之证最多也；假寒之证不难治，而假热之证治多误也。世有不明真假本末，而云知医，我敢轻许乎哉？

夫病有虚实，虚因正气不足。实因邪气有余。凡外入之病多有余，如六气所感，饮食所伤之类。内出之病多不足，如七情伤气，劳欲伤精之类是也。实者宜泻，经曰：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坚者削之，客者除之，结者散之，留者攻之，湿者行之，强者泻之之属，皆用泻之法也。虚者宜补，经云：散者收之，燥者润之，急者缓之，脆者坚之，衰者补之，劳者温之，损者益之，惊者平之之属，皆用补之法也。虚实之治，大概如此。但当今之人，实者无几，虚者七八，病实者，其来速，故其治易。病虚者，损伤有渐，不易复元，故其治难。治实者，但如为少壮新邪，则可攻可拔，犹足无虑。治虚者，但察其根本有亏，有倏忽变幻，可无虑乎？故治实之法，外有余，可散其表；内有余，可攻其里；气有余，可攻其滞；血有余、可逐其瘀。方法星罗，可无赘也。惟虚损之治法有未尽，不得不详其要也。夫人之虚损，有先天不足，有后天不足。先天者，由于禀受，宜倍加谨慎，急以后天之事补之，庶可延年，使觉之不早，而漫不为意，则未有不夭折者也。后天者，由于劳伤，宜速加警省，即以性情药石调摄之，使治之不早，而迁延讳疾，则未有不噬脐者也。凡劳伤之辨，劳者劳其神气，伤者伤其形体。如喜怒思虑则伤心，忧愁恐哀则伤肺，是皆劳其神气也。饮食失度则伤脾，起居不慎则伤肝，色欲纵肆则伤肾，是皆伤其形体也。损其肺者伤其气，为皮焦而毛落；损其心者伤其神，为血脉少而不荣于脏腑，此自上而伤也。损其肝者伤其筋，缓而不能收持；损其肾者伤其精，为骨髓消减，痿弱不能起，此自下而伤也。损其脾者，伤其仓禀之本，为饮食不为肌肤，此自中而伤也。夫心肺伤而神色败，肝肾损而形体痿，脾胃伤而饮食不化，感此病者，皆损之类也。《难经》云：损其肺者益其气，损其心者调其营卫，损其脾者调其饮食，适其寒温，损其肝者缓其中，损其肾者益其精，此治损之法也。然所损虽分五脏，而五脏所藏，无非精与气耳。夫精为阴，人之水也。气为阳，人之火也。水火得其平，则为精为气；失其和，则为寒为热。此因偏损，所以致有偏胜。故水中不可无火，无火则阴胜而寒病生。火中不可无水，无水则阳胜而热病起。但当详辨阴阳，则虚损之治，无余议矣。如水亏者，阴虚也，则宜大补真阴，不可再伐阳气。火亏者，阳虚也，只宜大补元阳，不可再伤阴气。盖阴既不足，而复伐其阳，阳亦亡矣。阳既不足，而复伐其阴，阴亦损矣。夫治虚治实，本自不同。实者阴阳固自有余，但去所余而得其平。虚者阴阳本有不足，再去所有，则二者俱败，其能生乎？故治虚之要，凡阴虚多热者，最忌辛燥，恐助阳邪也，尤忌苦寒，恐伐生阳也，惟喜纯甘壮水之剂，补阴以配阳，则刚为柔克，虚火自降，而阳归乎阴矣。阳虚多寒者，最嫌凉润，恐助阴邪也，尤忌辛散，恐伤阴气也，只宜甘温益火之品，补阳以消阴，则柔得其主，而沉寒自敛，而阴从乎阳矣。是以气虚者，宜补其上；精虚者，宜补其下；阳虚者，宜补而兼暖；阴虚者，宜补而兼清。此固阴阳之治辨也。其有气因精而虚者，自当补精以化气；精因气而虚者，自当补气以生精，又如阳失阴而离者，非补阴何以收散亡之气；如阳失火而败者，非补火何以苏随散之阳，此又阴阳相济之妙用也。故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而升，泉源不渴，故以精气分阴阳，则阴阳不可离；以寒热分阴阳，则阴阳不可混。此又阴阳邪正之离合也，知阴阳邪正之治，则阴阳和而生道得矣。经曰：不能治其虚，何问其余，此之谓也。

万病不出乎虚实两端，万方不越乎补泻二法。顾治实之法，犹易知易行，姑置弗论。惟是治虚之法，自古难之。世运日衰，元气日薄，虚病日众，方书日繁，而治法日误，何欤？良由误于因病似虚，因虚致病之分耳，请得论之。所谓因病似虚者，其人本无他恙，或感六淫之邪，或伤饮食之积，或为情志怫郁，或为气血瘀留，以致精神昏昧，头目昏花，懒于言语，倦于动作，口中无味，面目痿黄，气短脉沉，厥冷泄泻，种种见证，羸状虽彰，而郁邪内固。

病者每多不谨于恒，无不以虚自据，而畏攻畏凉，傍人但执外见之形，无不指其虚而劝补。医者复多不明标本，专听陈言病源，辄投补剂。即有明者，知其因病似虚，而又首鼠两端，恐遭疑讪，迁延时日，坐失机宜，邪得补而愈甚，积得补而愈深。怫郁者，解散靡从；瘀留者，滋蔓益甚，又安知此病之所为，非虚之所致也？苟非先去其病，安能即疗其虚。譬之城池失守，而寇盗得以乘之，乃不事驱攘，惟汲汲于增墉置陴，终当劫资燔舍，斩关排HT 而后已。亦何益于事哉？故曰：因病似虚者，病为本而虚为标，治本而标自己，与其畏虚而酿成不可起之病，孰若去病而犹冀有可补之虚也，倘有以养正则邪自去，君子进则小人退之说为喻，是故大虚之中兼有实者论也。若夫因病似虚之不可补，又如一齐众楚，虽进君子之药，转为小人进之用矣。所谓因虚致病者，其人先天之赋禀素弱，后天之调养复乖。或纵欲而伤精，或心苦而神耗，或处境有冻馁劳役，或任情有骄姿宴安。精伤者，肾旷其作强之官。神耗者，心失其君主之用。形寒饮冷伤肺，饥饱劳役伤脾，贫贱者多有之；大怒逆气伤肝，醇醴浓味伤胃，富贵者多有之。内藏既伤，外患易作，以致阳虚恶寒，阴虚恶热，上气喘满，胁胀腹膨，前后不通，躁扰闷乱，饮食不入，脉大无根，种种形证，虚而类实。虽肌肉未脱，而神宰消亡，即起居如常，而患端萌伏。然变证百出，本乎一虚，于此应补之际，而病患旁人转生疑虑，或谓外邪未散，或谓内积未除。欲补阴，畏寒凉之伤脾；欲补阳，畏燥热之助火，加之以无断之医，迁就苟合幸试图功。殊不知此病之所为，皆虚之所致也！苟不专治其虚，安能分治其实。譬之旱涝相仍，四民失业，盗贼因而蜂起，使非眚灾施赦，发粟赈贫，而犹以征朱为事，恐朱之则不可胜朱，盗贼未靖而元气益受困矣。故曰：因虚致病者，虚为本而病为标，亦治本而标自己，与其去病而虚不可保，毋宁补虚而病可渐除。倘医者徒知应补，而又不别夫营卫阴阳逆从反正，阳虚而补阴，则如水益深；阴虚而补阳，则如火益热，犹之因病似虚之法，而治因虚致病之讹也。辨此二者，则虚证治之斯易，又何有方书日众，治法日误之虑哉！

中风暴仆瘫痪等证，古昔所论，皆为外中风寒有余之证，而用大小续命八方等汤，辛热疏散之药。及刘河间出，以为中风瘫痪者，非肝之风实，亦非外中之风邪，良由将息失宜，心火暴甚，肾水虚衰，不能制之，则阴虚阳实，热气怫郁，心神昏冒，筋骨不用，而卒倒无知。

亦由喜怒忧恐惊，五志过极，皆为热甚。俗云风者，言末而忘其本也。至东垣则又云：中风非风，乃本气病也。凡人年逾四旬，气衰之际，或因忧喜忿怒伤其气者，多有此证，壮岁之时无有也。若肥盛者间有之，亦是形盛气衰所致。然亦有贼风袭虚而中风者，有三焉：中府者，病在表，多着四肢，故肢节废；中脏者，病在里，多滞九窍，故性命危；中血脉者，病在半表半里，故口眼 斜。丹溪则论之曰：诸书则谓外中风邪，惟刘河间作将息失宜，水火不济，极是。若真中风邪，则东垣中腑中脏中经之说甚好，然地有不同，西北气寒，真为风所中者有之。东南气温，皆是湿生痰，痰生热，热生风耳。有血虚，有气虚。血虚者，左手足不仁；气虚者，右手足不仁。此三子之论，异于古说者也。至王安道出，推河间；东垣非风之说，丹溪湿痰之言，遂以古论为真风。三子论为类风，愚窃有疑焉。夫河间既曰中风非风，又曰风者言末而忘其本也，就风末言则有风存之意，及用防风通圣，药品虽泻火而实以治风。东垣既曰中风，何又辨有三中之异？及致详于治风之法，丹溪既云湿生痰热，而何以又曰生风，予因知皆未尝外于风，今别之为类风者，又何足以尽三子之旨乎？予考六经中善行数变者，莫如风也。挟寒而为风寒，挟暑而为风暑，燥为风燥，湿为风湿，兼热则成火兼郁则类气。古昔类风止作风寒，而不及招风取中之因，冷热虚实之变，有非辛热之可通治。故诸子之论，各明其因也。所谓非风者，是矫饰之辞耳，何则。凡外邪之中人，皆由气体先虚。

经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且古之通称风从汗散，而不审虚极者，难施辛散之药，恐泄其真气，愈虚其虚，是以东垣发气本之论。俾学人知风因虚而中，当分虚实以治。又风虽为凉气，若因火热自甚，肝风燥动，腠理疏豁，风乘热中，从火为邪，岂可例用辛温，是以出火热之论。深知世俗止知风末，而不知有火邪之本也。又东南二地，素鲜烈风寒，虽风不易中，间有中者，悉皆火热内盛，因虚而致。非若北地常有大风甚寒，人体略虚，衣或单薄，纯被风寒逼中也。是以丹溪深韪河间之说，以西北真为风所中者有之。东南之人，多由痰热生风也。风本无意中人，人自取于风也。故风本一邪，有内外出入寒热虚实之异，诸子各 精论，何尝外于真风，而别为类风哉。但当以古论为风寒邪实外至之证，是天致病于人也。三子论为痰热气虚内致之因，是人取病于天也。本乎外者，内轻而外重，取法于古；因于内者，内重而外轻，始从三子定中风论。

风之为病，最易误治。误治者，在不明其表里耳。盖外风者，八方之所中；内风者，五脏之本病也。八方自外而入，先有发热恶寒，头痛身痛之证，此因于外者，显然有可察也。五风由内而病，则绝无外证，而忽病如风，其由内伤可知也，然既非外感，而经曰：诸暴强直，皆属于风。诸风掉眩，皆属于肝。何也？盖肝为东方之脏，其藏血，其主风，血病则无以养筋，筋病则掉眩强直之类，诸变百出，此皆肝木之化，故云皆属于风。谓之属者，以五气各有所主，如诸湿肿满，皆属于脾之类，其义同也。盖有所中者，谓之中外感也。无所中者，谓之类中内伤也。故王安道有类中真中之辨，后世不明此义，不惟以类风者认为真风，而且以内夺暴厥等证，俱认为风，误亦甚矣！夫外盛者，邪袭肌表，故多阳实。内伤者，由于酒色劳役七情口腹，致伤脏气，故多阴虚。凡脏气受伤，脾虚者，病在四肢，或多痰饮；肾病者，或如在髓，或在二阴；心病者，或在血脉，或在神志；肺病者，或在营卫，或在声音；肝病者，或在筋瓜，或在胁肋。故东垣曰：有中风卒然昏愦不省人事者，此非外来之邪，乃本气自病也。夫人生于阳而根于阴，凡阳虚则气衰耗，故病在元神，神志为之昏乱；阴亏则则形体坏，病在精血，故肢体为之废弛。俗以神离形坏之证，不求根本之虚，而以风治，鲜不危矣？然外感者，非云绝无虚证，气虚则虚也；内伤者，非曰必无实证，有滞则实也。治虚者，当察其在阴在阳，而直补之；治实者，当察其因痰因气，而暂开之。此于内伤外感虚实攻补之间，最当审其有无微甚，而配其治也。甚至有元气素弱，猝然仆倒，上无痰，下失禁， 目昏沉，此厥竭之证，尤与风邪无涉。使非大剂参附，或七年之艾，破格挽回，又安望其复真气于将绝之顷哉？倘不察表邪，不辨虚实，但以之为名，多用风药，不知风药皆燥，燥复伤真阴，风药皆散，散复伤元气，以内伤为外感，以不足作有余，此促人之死也。可不慎哉！

按中风之证，先哲皆尚论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而未尝言虚之所自。乃后世辄指之曰：某中风因少年曾多斫丧也，某中风因高年尚有侍姬也。以余视之，房劳致虚者固众，而沉湎致虚者尤多。盖尝历治中风之人，强半系善饮者，亦大明验也。按《内经》云：饮酒中风，亦名酒风。《医垒元戌》云：酒湿之为病，亦能作痹证，口眼斜歪，半身不遂云云。丹溪亦曰；头风之病，多见于嗜酒之人，头风眩晕，即中之渐也。是知酒人多中，洵不诬也。盖酒性温散，善解腠理，卫虚则外邪易入，酒气湿热，能酿痰涎，痰多则内风易动。当少壮时，血强气雄，不能为害。中年以后，经脉骨肉，皆糟粕之味，所积谷食渐减，蒸胃腐肠，虽或色泽荣华，而中实败坏。譬之本根朽蠹，未遇狂风耳。丹溪论中风主湿与痰，虽未尝专指曲，然致痰湿者，莫盛于酒。岂徒以衽席议虚哉？若酒色并嗜之流，又为双斧伐木，其仆可立而待，不得独冤狂乐矣。

痹者，闭也，皮肉筋骨，为风寒湿气杂感，血脉闭塞而不流通也。三气之中，一气独盛，即能为痹也。《内经》痹名甚多，不能细数。如云风痹寒痹湿痹者，指病之因；行痹痛痹着痹者，言病之状；脾肝心肺肾痹者，言病之所属；筋脉皮肉骨痹者，言病之所在。故昔人云：风寒湿气所谓行痹痛痹着痹，又以所遇之时，所客之处，而命其名，非行痛着之外，别有何脉之五痹也。今世有愦愦者，问及痹证，辄曰；此痛风之类耳，亦不谬哉？惟近代王损庵列证最为有见，既以痹字提纲，复分条而直断之曰：行痹者，行而不定，世称走注、疼痛之类是也；痛痹者，疼痛苦楚，世称痛风、白虎历节之类是也；着痹者，着而不移，世称麻木不仁之类是也。又走注与历节不同，但支节疼痛，未必流行也。至于治痹之要，治行痹者，散风为主，祛寒利湿，仍不可废。大抵参以治血之药，盖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也。治痛痹者，散寒为主，疏风燥湿，仍不可缺。大抵参以补火之剂，非大辛大温，不能释其凝寒为害也。治着痹者，利湿为主，祛风解寒，仍不可少，大抵参以补脾补气之剂，盖土强可以制湿，而气自足，自无麻顽也。然痹而因三气者，治之宜然。若邪郁病久，风变为火，寒变为热，湿变为痰，即当易辙寻之，以降火清热溪痰为主，参以通经活血，流散邪滞之剂，安可全作三气治哉？此义惟丹溪得之。在《内经》原自有热痹之证，非凿说也，故凡痹而知痛知痒易治，不红不痛而痹者难医。又宜图之于早，迟则必至烦闷喘呕，肺伤；上气嗌干腹满，心伤；多饮数溲，夜卧则惊，肝伤；尻以代肿，脊以代头，肾伤。四肢懈惰。发咳呕沫，脾伤五脏，证险而难愈矣。外有胞痹、肠痹、周痹、血痹、支饮作痹等证。仍当博考群书，以求全旨。

经曰：神伤思虑则肉脱，意伤忧愁则肢废，魂伤悲哀则筋挛，魄伤喜乐则皮槁，志伤盛怒则腰脊难俯仰，所以筋挛不便之证，为内因之病，不可倒作风治。然五痿论云：有所失亡，所求不得，则肺热叶焦，皮毛枯燥而生痿 ，名曰皮毛痿。悲哀太甚，则经络绝，名曰脉痿。

思虑无穷，热入于肝，致出白淫，名曰筋痿。感于卑湿，土气伤脾，致肌肉不仁名曰肉痿。

劳倦热渴，阳气内乏，热舍于肾，腰脊不举，甚则骨髓枯减，名曰骨痿。夫皮毛筋脉三痿，固为内因，而骨肉二痿，又属外感。况生气通天论云：因于湿，首如裹，湿热不攘，大筋软短，小筋弛长，软短为拘，弛长为痿，观此则痿亦有外感者矣。丹溪以痹为外感风寒实邪，痿为内因湿热本虚。愚谓痹乃正气本和，因外感之风寒冷湿，为刚烈之邪，当以有余名之。

痿乃正气本虚，致成怫郁懈惰之病，为柔缓之邪，当以不足名之。故或因初感七情，乃饮食浓味，中焦郁积，淫气不清，湿热乘虚而痿者有之。或因初感湿痹，郁久成热，气血渐虚为痿者有之，难以拘论也。至于治法，如湿胜者，则有脾胃虚湿之证，脉微而缓弱，宜渗水燥土。热胜者，则有内伤郁热之证，脉虚而浮大，宜益气清热，此内经治痿独取阳明之法也。

如肝肾精血虚而湿多者，谓之正虚，宜温补精髓，内虽有热，乃为虚热，补之自除。若真火热胜者，谓之偏虚，脉必沉数，及兼遗精，白浊、阴火等证，宜滋阴降火。热甚者，宜服泻火表剂以救肺热，此丹溪治痿泻南补北之法也，有用愈风汤、健步丸，以治湿热相半之痿，愚谓止可施于挟风之证。若风邪甚者，又为痹矣。

风者，以病因而为名者也。痹与痿，以病形而为名者也。夫风为六淫之长，痹则三气杂合，故有以风痹同称者。因其病形之相似也。痹与痿，俱有筋骨皮肉脉五者之分，又俱有气血不行，肌肉不仁，四肢不用等证，故有以痹痿同称者，因其病形之相似也。至于风与痿，则不可概而称，又不可概而治，此丹溪所以斥《局方》之非，正千古之误。而徐彦纯特分风痿为二门，有功于来学不小。虽然，宁独风与痹不可混，即风证与痿皆不可混。如风证之四肢不用，分左瘫为血虚为痰，右痪为气虚有痰。痹证之四肢不用，乃湿土化，重着不移，伤于风，则阳受之，感于风寒湿，则阴受之，是风与痹之不可混而称，亦不可混而治也。痹者，三气杂至，为外来有余之邪，法当疏风散寒利湿为主，则气行血顺而愈。痿则积虚内热，而后病及于脏，为内生不足之证，法当独取阳明，或兼泻南补北，则气升血旺而愈，是痹于痿之不可混而称，亦不可混而治也。然则三者，既不可混，将安别之？亦在夫脉与证相参而已。如因中风卒倒之后，以至半身不遂，或手足不随，兼有痰不语，口眼歪斜等证，虽有气虚血虚之分，然留而不去，其病则实。此风证也。其脉必浮而滑。如因汗出当风，坐卧卑湿，涉水冲寒，以至骨节疼痛，皮肤不仁，肢体重着，四肢缓纵引急等证，虽与风证同系外邪，然引痛重着，自有三者之状，此痹证也。其脉必紧而涩。如因七情劳役，酒色无节，既非冲寒受湿之邪，又无卒倒暴厥之证，日渐痿疲，而至精枯髓减，筋骨痿弱，缓纵不收，此痿证也。

其脉必虚而数，明乎此，则三证之不可混，洞若观火，又安得有混治之误哉！

厥者，手足逆冷，阴阳不相接之谓也。凡阴虚而不接者，则温之；阳陷伏而不相顺者，则下之。热邪入而未深者，则散之，皆四肢逆冷之厥也。至于《内经》厥意则不然，以足三阴起于足趾之端，足三阴聚于足心之下。若阳气盛则阴气虚，阳乘阴位，故热厥，必从足下始，而阴虚之病，足心多热也。若阴气胜则阳气虚，阳不胜阴，故寒厥，必起于足五指而不行于膝，其寒非从外入，皆由内生。所以阳虚之证，四肢多不温也，论得寒厥之由，则谓其人自恃质壮，于秋冬阴尽之时，纵欲以夺精，精虚于下，寒气因而上逆，阳衰不能渗营其经络，而手足寒也。论得热厥之由，则其人醉饱入房，酒谷之气相薄，耗竭真元，脾肾之阴伤于内，元阳无制，而手足热也。夫阴阳内外，各有所司。阳主表，其气温，阴主里，其气寒。表里之脉，循环相接于四肢，故举伤于酒色，以阴阳二厥之大者为例。着于篇首，续序十二经病形，皆不言手足之厥，亦不及受病之因，谓二例在前，可因此而推之。故叶氏曰：内经所谓寒热二厥，乃阴阳气逆而为虚损之证。寒厥补阳，热厥补阴，正合王太仆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益火之源以消阴翳之法。仲景、河间、安道所论，乃伤寒手足之厥冷也，证既不同，治法亦异，可称明辨。他如烦劳过度，阳气必张，阴精内竭，积至于夏，则为煎厥。大怒伤肝，形气暴绝，血菀于上，则为薄厥，亦名气逆。二阳一阴发病，则为风厥。五络俱竭，或飞尸鬼击，卒然中恶，则为尸厥。恶血冲心，则为血厥。痰涎迷闷，则为痰厥。因醉得者，则为醉厥。因饱得者，则为食厥。此皆卒中暴仆之厥也。外有骨枯爪痛为骨厥，身立如椽为 厥，漏而强直为阳明厥，长虫吐出为蛔厥，与夫厉头痛，厥心痛，厥腰痛、厥疝、痿厥、痹厥、脚气厥等，此因有逆气而名厥者也。学人详其治以施之。

《内经》风厥并陈，后世不察，概以卒倒暴厥之急候名为中风，仅以手足逆冷则名为厥，抑何颠倒之甚也。经云：暴厥者，不知与人言。又云：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厥则暴死，气复反则生，不反则死。又云：手足少阴太阴，足阳明，五络俱竭，令人身脉俱动，而形无知，其状若尸，或曰尸厥。观此则不但手足之谓，辨之之法，静而不搐者为厥，动而伸搐者为风；脉微身冷者为厥，脉浮身暖者为风。风为邪气有余，病多经络之受伤。厥为正气不足，或挟气食卒倒，纯系外邪。病形俱实者，乃为中风。气衰邪犯，形虚病实者，即名风厥。绝无外邪，形病俱虚者，是名暴厥。又若因气、因食、因邪祟暴仆之证，既可名中气、中恶、中食，亦可名气厥、食厥、尸厥也。如此则经旨彰明。风厥有别，而从来类中风证纷纷辨喙可息矣。

（从李念莪删本）

伤寒一法，变态不测。其中立言之善，无出仲景。用药之善，须逊节庵。其于曲折之靡不详尽，余复何言？然犹有不能已于言者，在于条目之洪繁，而后学求之不易也。陶节庵曰：得其纲领，易如拾芥，脉证与理而已，求之多歧，则支离破碎，如涉海问津矣。脉证者，表里阴阳虚实寒热也。理者如其常，通其变也。多歧者，蔓衍之方书也。余有感于斯言，约六法以尽之。曰：汗吐下温清补。汗者，治其表也，而汗法有三，一曰温散，寒胜之时，阴胜之脏，阳气不充，则表不解，身虽有大热，必用辛温。一曰凉解，炎热炽盛，表里枯涸，阴气不荣，亦不能汗，宜用辛凉。一曰平解，病在阴阳之间，既不可温，又不可凉，但宜平用期于解表而已。吐者，治在上也，吐中有发散之意，可去胸中之实。经曰：在上者，因而越之是也。下者，攻其里也。而下法有五，痞满在气，燥实在血，四证具者，攻之宜峻也。

但见满燥实者，攻之稍缓。但见痞实者，攻之更缓，或行血蓄，或逐水停，轻重缓急，随证变通也。温者温其中也，脏有寒邪，不温则死。夫气为阳，气虚则寒，故温即是补。又名救里者，以阳虚可危，急当救里也。清者清其热也，有热无结，本非下证，若不清之，热何由散，下后余邪亦宜清之。补者补其虚也，古人言之已详，今人畏而不用，使伤寒犯虚者，坐而待毙，大可憾也！如屡发而汗不解，阴不能达也，人知汗属于阳，升阳可以解表，不知汗生于阴，滋阴可以发汗也。又如内热不解，屡清火而不退，阴不足也，人知寒凉可以退热，不知壮水可以清火。又如正虚邪炽，久而不痊，补正则里自除，温中则邪自散，此必见衰微之阴脉者也。《伤寒论》曰：阴证得阳脉者生，阳证见阴脉者死。人皆奉其言，未知释其义。夫正气实者，多见阳脉；正气者，多见阴脉。证之阳者，假实也；脉之阴者，真虚也。陈氏曰：凡察阴证，不论热与不热，惟凭脉用药，是为稳当，不论浮沉大小，但指下无力，重按全无，便是伏阴。然则沉小者，人知为阴脉，而不知浮大者，亦有阴脉也，是则伤寒虽有万变，虚实二字，可以提纲。正胜则愈，邪胜则死。正气实者，虽感大邪，其病亦轻。正气虚者，虽感微邪，其病亦重。气实而病者，攻之即愈，虽不服药，经尽亦安，何足虑也。所可虑者，惟挟虚耳。奈何庸浅之辈，不察虚实，但见发热，动手便攻，虚而攻之，无不死者。

且曰伤寒无补法，谬之甚矣！独不观仲景三百九十七法，而治虚寒者，一百有奇。垂一百一十三方，而用人参附桂八十有奇，东垣、丹溪、节庵，亦有补中益气，回阳返本，温经益元等汤，未尝不补也，而谓伤寒无补法可欤。

伤寒传变，邪热渐入，而六经以次受之，六经传尽，无出而再传之理也。欲知其传之始先别人身六经。足太阳为三阳，最在外；阳明为二阳，在太阳内；少阳为一阳，在阳明内；此三阳为表也，皆由内以数至外。故一二三之次第如此，伤寒由表入里，邪气渐以深，传六七日厥阴也，此论其常耳。变则不可拘于次第，拘于日数。其传至厥阴，为传经尽，再不复传。成氏曰：六曰厥阴传经尽，七日当愈，七日不愈者，谓之再传，言再自太阳传至厥阴，谓传经尽，十三日当愈，十三日不愈者，谓之过经。谓再过太阳经，以次而传也谬矣！马仲化曰：自太阳以至厥阴，犹人由户登堂入室，厥阴复出而传于太阳，奈有少阴太阴少阳阳明以隔之，岂有遽出传于太阳之理？此斥再传之非，诚千古断案，惜乎释七日病衰，犹有未明，使后人于传经不无障蔽耳。然则邪气之入，果无由里而出于表者乎？其在太阳篇曰：欲自解者，必当先烦，乃有汗而解。何以知之？脉浮故汗出欲解也，此以脉浮知邪气还表，知是向安之地，不待更用汤药。邪自外散者，散则复何传焉？须知里邪不出则已，出则欲愈，非欲传也。或曰：太阳篇云：太阳病头痛，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经尽故也。若欲作再经者，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则愈，此非一日至六日传三阳三阳经，至七日当愈。不愈者，则太阳之邪再传阳明者欤。曰：伤寒始于太阳受病，以次而终，于厥阴为传经尽。诸经受病，凡七日自愈者，为行其经尽。太阳病至七日头痛自愈者，以行太阳经尽也。邪气行来始终，则在太阳一经而尽，其七日当愈之数也。太阳篇曰：发阳者七日愈，以阳数七故也。若七日以上不自愈，欲过太阳一经，当针足阳明经，迎而夺之，使不传阳明则。愈玩其行经之句，不曰传经尽，则仲景之意昭然矣。成氏误以行其经尽。为传（遍）六经，则厥阴之邪，再传太阳，太阳再传阳明，则宜厥阴未传太阳之前，预针太阳矣，何必欲传阳明而后针阳明哉？或曰：霍乱篇有曰十三日愈，所以然者，经尽故也。此非伤寒传变三阳三阴。后六日再传经尽，十三日当愈者欤。太阳篇有曰：伤寒十三日不解。

过经谵语者，以有热故也，当以汤下之。此非十二日再传经尽，十三日不愈者，谓之过经者欤，如太阳行其经尽之谓也。由太阳受病于一日至七日，为行太阳经尽之理推之，则诸经皆屈指而期矣。阳明受病于二日至八日自愈者，谓行阳明经尽。少阳受病于三日至九日自愈者，为行少阳经尽，却四五日至三阴上，次第至十二日自愈者，为行厥阴经尽。十三日当大气皆去，精神爽慧之期也，故曰若过十三日不间，尺寸陷者为大危。其曰十三日不解，过经谵语者，正以当解之期，不解乃过于经，而入于里。此为内实，而热结于里也，当以汤下之。此泛言过经，不专指何经者也，何尝有再传经尽谓之过经之旨哉？详考过经之意，或有言过太阳经成里证者，或有专言过太阳经者，或有泛言过太阳经者，可引而证之。阳明篇曰：汗出谵语者，以有燥屎在胃中，此为风也，过经乃可下之。盖谓燥屎在胃中而谵语者，其风邪在表而汗出，其燥屎在胃中而当下，须过太阳经，无表证而结于里，乃可下之，此言过太阳经而成里病者也，果如成氏十三日再传经尽，谓之过经，则燥屎在胃，乃待十三日乃可下之乎。于此则注曰：须过太阳经无表证，乃可下之，则无再传经尽。谓之过经者，相矛盾也。太阳篇曰：太阳过十余日，及二三下之，后四五日，柴胡证仍在者，先与小柴胡汤。盖谓太阳经无太阳表证也，然里证未具者，未如下。及二三下之，后四五日当有少阳柴胡证者，须与小柴胡汤。此则专言过太阳经者也。霍乱篇曰：下痢后，当便鞭能食者愈。今反不能食，服则复过一经，过一经能食，过一日当愈，不愈则不属阳明也。此承上文言下痢霍乱后亡津液而便硬。硬而能食者愈。属阳明胃气和也。今反不能食。传入后一经中，颇能食，是复过一经能食矣，此暴热使之能食。非阳明胃气和也。此泛言过经者也。何尝有再传经尽谓之过经之旨哉？况邪传六经，岂有三度之理。朱氏释仲景书。阐明奥旨。惠及后世多矣。犹于传经少达，乃至穿凿之甚。蕴要祖成氏之注。其过经不解例注曰：经言伤寒十三日不解谓之过经，仲景焉有此话？是以成注为经矣。其六经传变论又曰：过经不解，乃为坏病。夫仲景所谓坏病者，言为逆犯所坏也。蕴要之说，讹上之讹也。陶尚文曰：伤寒汗不愈而过经，其证尚在而不除者，亦温病也。更不可晓。

太阳篇曰：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此言寒邪直中阴经之寒证也。始终则在一经非若热证之传经者也。人伤于寒者，自表而始，则皮肤受伤，阳气不能伸越，乃郁而成热，是为发于阳之热证，表邪不解，则以次而传经。若夫非表始而直入于阴经，不由阳郁热而来，初起便手足厥冷，或恶寒伴倦，成无热恶寒之证。始于阴经，是为发于阴之寒证，三阴所见，虽有吐痢，语证稍异，如自利不渴属太阴，自痢而渴属少阴之类，皆起于无热恶寒，乃其常耳。惟少阴有始得之反发热脉沉者，以罕有是证，故语其变而曰反也。然则发于阴经之寒证，岂可与发于阳经之热证并论哉？热证属阳，寒证属阴，阴阳动静，造化自然。阴寒直入，只在一经无传之理。何成氏昧于此，谓其从太阳始，亦以次而传变六经，且以再传三传推之，有是理乎？《少阴篇》曰：少阴病，脉微细，但欲寐者，阴主静也。乃注曰：邪气传里深也。若此之类，无始得便厥之文。盖误认为热证，无惑乎传里之说也。《厥阴篇》曰：伤寒厥四日，热反三日，复厥五日，其病为进，寒多热少，阳气退，故为凶也。夫先厥四日者，寒邪直入厥阴阴胜也。热后三日，阳气欲复耳，非变为传经之热证也。复厥五日者，阴气胜阳，阳不能复，故曰病进。乃注曰：先厥四日，却热三日，七日传经尽当愈。若不愈而复厥者，再作传经，盖再从太阳传里之谓也。阳经受病，必郁而成热，有先厥者乎？《灵枢》曰：邪之中人，或中于阴，或中于阳，何尝必自太阳始耶？盖因其或寒或热，不知始终。只是厥阴证，亦无惑乎传经之失也。至若辨脉篇曰：其脉沉而迟，不能食，身体重，大便反硬，名曰阴结也，期十四日当剧。注曰：沉迟阴结也，不能食，身体重，阴证也。阴病见阴脉则当下，今大便硬者，为阴气结，阳不得而杂之，是名阴结。成氏知其寒证为纯阴矣，而复以传经至再三释之。夫既为阴气结固，则结固于里者，能出而传之表乎？不可下编曰：无阳阴强，大便硬者，必清谷腹满，此即阴结之寒证也。成氏亦注曰：阴强者寒多，阴结即里寒之证，其有传经者哉。总由不知伤寒有直入三阴之寒证，又不知寒邪与热病大不相同，其意混谓中寒则必传经。故虽知寒气胜而先厥者，概以自表而传论之。三阴注释，误者纷纷，立言垂训之士，胡为若此，学人明于取舍，始得尚友之道矣。

人伤于寒，有阴阳二证，阳证不具论。中所谓阴证者，传经之阴证，即三阳热病。以次及于三阴，而见腹满咽干，口燥渴，烦满，囊缩诸证是也。有直中之阴证，乃寒邪不由阳经直入三阴而来，无热恶寒，唇青舌卷，厥冷自痢等证是也。有传阳变阴之阴证，即阳病汗下太过，真气虚脱，或病中不慎，保摄失宜，以致热邪变寒，亦如直中阴经之证是也。舍二者无所谓阴矣。乃今吴下俗传，凡系人房后而感寒邪，辄名证阴，殊属不解。若乃男因女而得曰阴，则女因男而得者，当名阳证矣。夫既有讹称，则必误治而投温补之剂。设令其人阳虚感邪，犹有邪得补而愈甚之误。若精亏火旺，与热邪并炽者，其误可胜言哉？使房劳受寒，谓之邪乘虚入则可，直曰阴证则不可也。误称之害小，误治之害大，不得不辨。

六经以渐受病，其愈皆以七日为期，阳数七故也。伤寒例曰：其不两感于寒者，更不传经，不加异气者，至七日太阳病衰，头痛少愈；八日阳明病衰，身热稍歇；九日少阳病衰，耳聋渐闻；十日太阴病衰，腹减如故，则思饮食，十一日少阴病衰，渴止舌干，已而嚏；十二日厥阴病衰，囊纵，少腹微下，大气皆去，病患精神爽慧也。此论六经七日病愈，本诸《素问·论热篇》，彼此注释者，皆不能无误，皆未明也。敢释之曰：其者指伤寒也，不两感于寒者，不是一日并传阴阳二经也。更不传经者，邪在此经，更不传彼经也。不加异气者，伤寒病热不重，感寒感风感湿感温热而变他病也。夫如是，则可期六经病愈日期矣。太阳篇曰：发于阳者七日愈，以是数计之，乃知六经之病自一日受者，七日当衰。二日受者，至八日衰。亦是七日之数也。故七日邪在太阳，幸而更不传阳明，更无变证。则至七日太阳病衰，头痛少愈，如或二日邪受阳明，更不传变。至八日而阳明病衰，身热少愈。

又或邪受少阳，更不传变，至九日少阳病衰，耳聋微闻，如四日邪传少阴，更不传变，至十一日少阴病衰，渴止舌干已而嚏。又或六日邪传厥阴，传经尽而更不传变。至十二日厥阴病衰，囊纵少腹微下也，大气皆去，病患精神爽慧。此二句总承六经而言，如言或传或不传，当病衰时，则皆大气去而精神慧也。成氏注曰：六经传变，则与更不传经之说背矣。《素问》马氏注：七日之际，巨阳病衰，头痛少愈。正以初时所感之邪太盛。既以二日传之阳明矣。而其未尽传者何？在太阳至此，而比之一日之际少愈焉 ，六日传至厥阴，而其未尽传者，尚在少阴，至十二日比之六日之际少愈焉，如果传至阳明，由此而传之厥阴，当六日之时。

前之邪气未尽传者，俱如太阳之尚在。头痛以至囊缩，诸证纷纭，甚于两感矣。七日之际，焉得不死，反曰病衰乎？况太阳受病，若必传变六经，则二日阳明，三日少阳，本经犹有头痛，至四日传太阴，太阴经不至头，当腹满咽干之时，不得有头痛矣。何必至七日而头痛少愈也。或曰：太阳传阳明，其未尽传者，尚在太阳，岂无是证欤？曰：有之，是太阳阳明并病之证也。若释太阳证衰而传之阳明，如此则非矣。由歧伯无更不传经，不加异气二句，而马氏注《素问》：遂失合仲景之意耳。或曰：所谓更不传经者，谓六经传遍，七日当再传太阳也，噫！此因成氏注释之谬，后世有是说耳，然已辨之详矣。或曰：子谓更不传经，如曰太阳更不传阳明者，有据乎？太阳篇曰：伤寒一日，太阳受之，脉若静者，谓不传也。少阳篇曰：伤寒三日，三阳为尽，三阴当受邪，其人反能食而不呕，此为三阴不受邪也，是皆当传不传者也。虽仲景此篇似有可疑，曰头痛少愈，身热少歇，耳聋少闻，少腹微下，是病衰而未全愈也。曰腹减如故，渴止舌干已，大气皆去，而后为全愈也。六经病衰与愈，何不同欤？要之，仲景之论，本之《素问》，学其大体而已，即六经病衰之期，宁无先之者乎？后之者乎？伤寒原不以日数拘也，况传经六日，至于囊缩，危且急矣。得至十二日病衰而囊纵者，不可以为常也。学人当以圆通得之。

（原病集）

伤寒者，以病因而为病名者也。温病热病，以天时与病形而为名者也。由三者皆起于感或者通以伤寒称之。夫通称伤寒者，原其因之所自耳。至于用药，不可以一例施也，何也？

人之伤寒，盖于霜降后，春分前，天令严冷之时，感而即发。寒邪闭其腠理，故非辛甘温之剂，不足以散之，此仲景所以桂枝麻黄等汤之必用也。温病热病，在霜降后春分前，感不即发，寒邪伏于肌肉，至春夏天令暄热之时，怫然自内达外，郁其腠理，无寒在表。此非辛凉之剂，不足以解之。此桂枝麻黄等汤之所以不用也。而后人所处冲和汤，通解散、解肌汤，调和表里者之所以可用也。夫即病之伤寒，有恶风恶寒之证者，风寒在表，而表气受伤故也。后发之温病热病，有恶风恶寒之证者，重有风寒新中，而表气亦受伤故也。若无新中之风寒，则无恶风恶寒之证。即间有之，亦因病患表气本虚，热达于表，又重伤表气，故不禁风寒。非伤风恶风，伤寒恶寒，但卫虚则恶风，营虚则恶寒耳。故仲景曰：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不恶寒，则病非外来，渴则明其热自内炽，温病如此，则热病可类推矣。凡不渴而恶寒者，非温病热病明矣。然温病热病，亦有先见表证而后入里者。由怫郁自内达外，热郁腠理，不得外泄，遂还里而成可攻之证，非如伤寒从表而始也。或者不悟此理，乃于春夏温热病，而求浮紧之脉，不亦疏乎？不知紧为寒脉，有寒邪则见之，无寒邪则不见也。岂其本然哉？又或者不识脉形，但见弦便呼为紧，断为寒而妄治。盖脉之盛而有力者，每每见弦，岂可错认为紧而断为寒。夫温热病之脉多在肌肉之分而不甚浮，且右手反甚于左手，诚由怫郁在内故也。其或左手盛或浮者，必有重感于风寒，否则非温热病，暴感风寒之病耳。凡温热病，苦无重感表证，虽见而里热为多，故不渴者少。治法当以清热为主，而解表兼之。亦有治里而表自解者，余每见世人治温热病，或误攻其里，犹无大害。误发其表，变不可言。此足以明其热之自内达外矣。其间有误攻里而致大害者，乃春夏暴寒所中之疫证。邪纯在表，未入于里故也。宁可与温热同论哉？夫惟世以温热病混称伤寒，故每混寒热二字，以求浮紧之脉，以用温热之药，又方书多混称四时伤寒，每以春夏之温热病，与秋冬之伤寒一类治之而无别。不知秋冬之伤寒，真伤寒也。春夏之伤寒，疫病也。与温病自是两涂，岂可同治？况伤寒之有直伤阴经与太阳，虽伤不及郁热，即传阴经为寒证而当温者，又与温热大不相同，其可妄治乎？或者知一不知二，谓仲景发表之药今不可用，而攻里之药乃可用。呜呼！其可用不可用之理，果何在耶？彼时行不正之气所作，及重感异气而变者，又当观其何时何气，参酌伤寒温热之法，损益而治之，尤不可例以仲景即病伤寒之药通用也。

《内经》云：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又云：冬不藏精，春必病温。此论热温病之大原也。《伤寒论》云：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若发汗已，身灼热者，名曰风温。风温为病，脉阴阳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语言难出。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视失溲。若被火者，微发黄色，剧则如惊痫，时螈 ，若火熏之，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此论温病之大势也。自王叔和论温条中，有风温、温疟、温毒、温疫四变之说，而其旨反晦。盖冬伤于风，至春始发为风温。冬伤寒，至春始发为温病，其理一也。观仲景于温字上加一风字，正以别夫伤于寒者耳。汗后身反灼热，脉阴阳俱浮，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语言难出，一一尽显伤风之因，则不可复从温病之伤寒施治矣。故温为怫郁，自内达外，不可发表。风温为卫虚自汗，更不可发表。即误下亦致表邪内陷，误火亦致外助温气，皆为促其死亡。后人不察，惜其有论无方，讵知森森治法，全具于伤风伤寒证中，正赖后人之因时设施乎。叔和不究精微之用，谓风温即是温病之变。不知仲景正特出手眼处，见冬不藏精之人，两肾间先已习习生风，得温风相召，而病发于春。温病中之风温，亦犹冬寒证之有伤风也。后世喻嘉言别其重感重变之误，诚为卓识，但谓温病发于太阳经，风温中于少阴经，误之甚矣。风温如果中于少阳，则下之必致死亡，熏之必得少解。焉有初起反发热脉浮，误下止便不利，误火则一逆再逆哉？至若温疟者，因冬不藏精，邪本轻浅，故止成疟，寒热时发时止，非外感之正病也。《内经》云：温疟得之冬中于风，寒气藏于骨髓之中，至春则阳气大发，邪气不能自出，因遇大暑，脑髓烁，肌肉消，腠理发泄，或有所用力，邪气与汗俱出，此病藏于肾，其气先从内出之于外，名曰温疟。可见温疟为冬不藏精，故风寒得以入肾。

又见温疟，遇温尚不易发，必大暑大汗始发之也。叔和以重感于寒立说，岂其不读《内经》乎？又如温毒者，因久病不解，热邪炽甚，亦温病中之一病也。温证之有温毒，亦如伤寒之有阳毒阴毒耳，仲景不以伤寒中之寒毒另有一证，叔和何得以温病中之温毒别立一名，更如温疫因时下另感一气，乃温病而加时加疫，又非温证之比矣。其辨详于喻氏《温疫论》中。

圣王御世，春无愆阳，夏无伏阴，秋无凄风，冬无苦雨。乃至民无夭札，物无疵疠，太和之气，弥满宇宙，安有所谓温疫哉？然而周礼傩以逐疫，方相氏掌之，则温疫之由来久矣。古人元旦汲清泉以饮芳香之药，上已采兰草以袭芳香之气，重涤秽也。后汉张仲景着《伤寒论》，欲明冬寒春温夏秋暑热之证，自不能并入疫病以混常法。然至理已毕具于脉法中，叔和不为细绎，乃谓更遇温气变成温疫，又谓春应温而反大寒，夏应热而反大凉，秋应凉而反大热，冬应寒而反大温，非其时而有其气，是以一岁之中，长幼多病相似者，此时行之疫气也。又谓从春分节以后至秋分节以前，天有暴寒，皆为时行寒疫，是皆使人不能无疑者耳。盖四时不正之气，感之者，因而致病，初不名疫也，因病致死，病气尸气，混合不正之气，斯为疫矣。以故鸡温死鸡，猪温死猪，牛马温死牛马。推之于人，何独不然。凡饥馑兵凶之际，人体虚乏，所以温疫病盛行，大率春夏之交为尤甚，因温暑温热之气交结互蒸，人在其中，无隙可避，故沿门合境，受之者，无不浑身壮热，眩晕呕逆，病如一类。况乎共室连床，邪秽尤易相亲，尸虫载道，呼吸即能相染哉。是以盛夏温热之病，即藏湿热在内。一人受之，即为湿温，一方遍传，温为疫也。然世俗所称大头瘟者，头面腮颊肿如瓜瓠是也；虾蟆瘟者，喉痹失音，颈节胀大是也；瓜瓠瘟者，胸胁高起，呕汁如血是也；疙瘩瘟者，遍身红肿，发块如瘤者是也；绞肠瘟者，腹鸣干呕，水泄不通是也；软脚瘟者，便清泄白，足重难移是也。小儿痘疹尤多，以上疫证，倘不明治法，咸委之劫运，谓非医者之罪耶？观仲景于平脉篇中云：寸口脉阴阳俱紧者，法当清邪中于上焦，浊邪中下焦，清邪中上，故名洁也。

浊邪中下，故名浑也。阴中于邪，内必栗也。凡二百六十九字，阐发奥理，全非伤寒所有之事，乃邪疫从入之门，受病之总，人自不识耳。篇中大意，谓人之鼻气通于天，故阳中雾露之邪为清邪，从鼻息而上入于阳，入则发热头痛项强颈挛，正与俗称大头瘟，虾蟆瘟之说符也。人之口气通于地，故水土之邪，为饮食浊味，从口舌而下入于阴，入则人必先内栗，足膝逆冷，便溺妄出，清便下重，脐筑揪痛，正与俗称绞肠瘟、软脚瘟之说符也。然从鼻口所入之邪，必先注于中焦，以次传布上下。故中焦受邪，因而不即治。则胃中为浊，营卫不通，血凝不流，其病变即在中焦，俗称瓜瓠瘟、疙瘩瘟等证，则又阳毒痈脓，阴毒遍身青紫之类是也。凡伤寒之邪先行身之背，次行身之前。由外廓而入，故邪在表者，汗之即散。邪在里者，下之即解。温疫之邪。则直行中道，散漫三焦，故虽表之不散，攻之复合，此疫证与伤寒表里诸法，所以略无干涉也。治者于未病前，先饮芳香正气药，使邪不能入。邪即入，则以逐秽为第一义，斯又得焉。上焦如雾，升而逐之。中焦如沤，疏而逐之；下焦如渎，决而逐之；各兼以解毒，使营卫既通，乘势逐拔，病安从奈我哉。

洁古云：静而得之为中暑，动而得之为中热，中暑为阴证，中热为阳证。东垣云：避暑热于深堂大厦得之者，名曰中暑。其病必头痛恶寒，身形拘急，肢体疼痛而心烦，肌肤大热而无汗，是为房室之阴寒所遏，使周身阳气不能升越，大顺散主之。若行人或农夫，于日中劳役得之者，名曰中热。其病必苦头痛，发躁恶热，扪之肌肤大热，大渴引饮，汗大泄，无气以动，乃为天热外伤肺气，苍术白虎汤主之。余窃谓之不然。盖暑热者，夏之令也。大行于天地之间，或劳动，或饥饿，元气亏乏，不足以御天令亢热，于是受伤而为病，名曰中暑，亦名中热，其实一也。今乃以动静所得分之，何哉？夫中暑热者，因多在劳役之人，劳役则虚，虚则邪入，邪入则病不虚，则天令虽亢，亦无由以伤之。彼避暑于深堂大厦，得头痛恶寒等证，盖亦伤寒之类是耳，乌得以中暑名之耶？其所以烦心与肌肤大热者，由身中阳气，为阴寒所遏而作，非暑邪也。苟欲治之，非辛温发散之剂不可，今乃以大顺散治之，吾恐不能解表，反增内烦矣。夫大顺散一方，原其初意，本为冒暑伏热引饮过多，脾胃受寒湿而立。故甘草、姜皆经火制，又用肉桂而非桂枝，盖温药也。内有杏仁，不过取其能下气耳。

今世俗往往不明，类曰夏日阴气在内，大顺散必用之药。吁！其误也不亦甚欤！夫阴气非寒气也，以夏月阳气发散在外，故阴气在内耳。岂得治阴气为寒气而用温热之药乎？阴果为寒，何以夏日则饮水乎？其白虎汤虽宜用，亦不可视为通行之药，必参之治暑诸方，随所见证而用之，然后合理。若所谓静而得之之证，虽当暑月，原非暑证，宜分出治之，使后人勿致有似同而异之感。

观仲景论伤寒，则知中暑中 中热，同一夏令之病，但其脉证有虚实耳。何洁古强以动静分暑热，而与夏日伤冷之病并称乎？此亦名不正矣。大约暑之伤也，劳苦多得之。闱要云：暑邪中太阳，开腠理，夺正气，若随汗大泄，邪不入里，所谓精气夺则虚。而发热者，虚火是也。脉当迟细，宜扶正气为主，带祛暑邪，清暑益气汤之类是也。东垣又有血虚发热，证类白虎，惟脉不长为辨，此又似中暑而非中暑，类伤寒又有类中暑，辨不可不明，治岂可不慎哉。

湿者，天地间阴阳蒸润之气也。所感之由，或因雾露之侵，或因阴雨所客，或因汗出沾衣，为风所阏。或因涉水行泥，为寒所郁。或因引饮过多，或以卑湿之地，有伤于皮肉筋骨。或感头面四肢，尤多患于腰脚者，盖伤湿则下先受之也。更喜侵于脾胃者，以其同气相感也。

大抵湿之为病，感于寒则为寒湿，兼于风则为风湿，动于火则为湿热，逆于气则为湿气，郁聚于中则为痰。流注于下则为水，入皮肤则为顽痹，入气血则为倦怠。入肺则为喘满，入脾则为湿痰肿胀，面目萎黄，入肝则胁满而四节不利，入肾则腰痛胯痛，身如板夹，胁如沙坠。入腑则麻木不仁，入脏则肢体强直。注于关节，或肿或疼；流于经络，难伸难屈；滞于经脉，则为脚气等疾。若内素有寒湿，或初患浮肿等证，又重感外湿，以致内外交攻，正气衰竭，卒倒无知，似乎中风，其脉沉涩细迟者，即中湿也。凡治者，宜分其属寒属热以施之。

湿热者，脉必洪数沉实，证必溺赤口渴，如水之潴蓄而无从得出之，故宜利小便为主。即开沟渠以泄水之义也。寒湿者，脉必沉细缓弱，证必倦怠濡泄，如地雨泥而不能生物之象，故用燥脾土为主，犹用干灰以收泥湿之义也。外如中湿者，乃寒湿之甚，阳气衰微，非参、芍、桂附等甘温辛热之剂，不能治之。又如积冻凝阴，雨雪相继，而求开霁回春于和气杲日之义也。是以湿之为病，所在皆有，而人不知治者众矣。医者宜审之。

霍乱之治，尝考之《内经》，有太阳所致，为中满霍乱吐下。有土郁之发，民病呕吐霍乱注下。有岁土不及，风乃大行，民病霍乱餐泄。有热至则身热霍乱吐下。《灵枢》曰：足太阳之别，名曰公孙，去本节后一寸，别走阳明。其别者，入络肠胃，厥气上逆则霍乱。实则肠中切痛，虚则蛊胀。有清气在阴，浊气在阳，营卫顺行，卫气逆行，清浊相干，乱于肠胃为霍乱。至《巢氏病源》，因此一条乃云：霍乱者，由清浊二气相干于肠胃间，因遇饮食而变，发则心腹绞痛，挟风而实者，发热头痛体疼，虚则但心腹痛而已。亦有因饮酒食肉腥脍生冷过多，居处不节，或露卧湿地，或当风取凉，冷风之气，归于三焦，伤于脾胃，水谷不化，皆成霍乱。自巢氏之说行，后世守之为法，无复知有《内经》诸条者矣。至河间云，吐下霍乱，三焦为水谷传化之道路，热气盛则传化失常，而吐泻霍乱，火性燥动故也。世俗止谓是停食者，误也。转筋者，亦是脾胃土衰，热气燥烁。夫筋则筋挛而动，非寒也。夫论病当从《内经》随宜施治，安可执一端而已哉？张戴人则以风湿 三气合而为邪，以脾湿土为风木所克，郁则热乃发，发则心火炎上，故呕吐，呕吐者， 也。脾湿下注故注泻。注泻者，湿也。风急则转筋，转筋者，风也。可谓善推病情者乎？海藏亦谓风湿热外至，生冷内加，内外合病者，此条殆似之矣。然则此病当何以为要，谓脾胃之湿为本，诸邪感动者，为病之由。而其间脾胃有虚有实，邪有阴阳相感之孰甚者，皆宜消息处治。至若明理论谓伤寒吐利者，由邪气所伤。霍乱吐利者，饮食所伤，其有兼伤寒之邪，内外不和，加之头痛发热而吐利者，是霍乱伤寒也。原仲景之意，岂必在饮食始为病哉？由寒邪传入中焦，胃久因之不和，阴阳否隔，故得至此耳。不然何以用理中、四逆等汤治之？然病有干霍乱、湿霍乱，干霍乱死者多，湿霍乱死者少。盖湿者上吐下利，则所伤之物得以出泄，胸中水谷尽则止，所以死者少。干者上不得吐，下不得利，则所伤之物不得出泄，拥闭正气，乖隔阴阳，烦扰闷乱，喘胀而死者多矣。嗟乎！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宁有此证耶！

《内经》论疟多以风寒暑湿为言。然风与暑，阳邪也。寒与湿，阴邪也。得病之由，多因夏伤于暑，汗大泄，腠理开发，因遇夏气 怆之水，寒邪先伏于皮肤，及遇秋令，而新凉束之，则表邪不能外越，于是乎阴欲入而阳拒之，阳欲出而阴遏之，阴阳相搏而病作矣。其证大抵多热多寒，或单寒不热，或单热不寒，或先寒后热，或先热后寒，或有汗无汗，或汗多汗少，或头疼骨痛，大渴引饮，或呕吐不思食，或烦躁不得眠，或大便燥结，或腹满泻利。其浅者，病在三阳，能随卫气以为出入，而一日一作；其深者，病在三阴，则邪气不能与卫气并出，故或间日一作，或三四日作。作愈迟者，其病愈深。是以疟之轻重，惟在阴阳浅深，于《本经》则有寒温瘅疟，及六经五脏之分，语无漏义矣。丹溪复有食水痰饮败血之别，此不过疟之兼证耳，岂果因此而成疟哉？其外如瘴疟者，出岭南瘴湿之地。牝疟者，多生阳气不足之人。劳疟者，表里气虚，因劳所发。鬼疟者，本无疟鬼，邪气乱神。故治疟者，当察其邪之深浅，证之阴阳，必令其自脏而腑，自里而表，由阴而阳，由晏而蚤，引而散之，升而举之，使邪气得出，自然和矣。至于痰食血气，内寒内热等证，不过随其甚者而兼治之，弗得以此为主而兼补。然邪在阳者取汗易，邪在阴者取汗难。又热多者，凉药为灵，寒多者，温药为主。其有外受风寒，内伤生冷，表里俱虚，则疟痢并作者，以疟感由经，痢感由藏，但兼表里而去，其温湿之本，亦必渐愈也。

痢疾即古所称肠 也，自仲景而后，又谓之滞下。其所下者，或赤或白，或脓或血，有痛者，有不痛者，有里急后重者，有呕恶胀满者，有噤口不食者，有寒热往来者，虽有变态多端，终不外乎表里寒热。而于虚实之辨，更为切要。若以表里言之，如经云：春伤于风，夏为飧泄肠 。又曰：虚邪之中人也，留而不去传舍于肠胃之间，多寒则肠鸣飧泄，食不化。多热则溏出如糜，是皆由于外邪，实时气相传之属也。凡邪在表者，必有表证。但兼其表而行散之，邪解而痢自愈。如无表证，则必由口腹，悉属内伤也。但伤于内者极多，因于表者，间或有之，此表里之不可不辨也。若以寒热言之，则古以赤者为热，白者为寒。至刘河间非之，如赤白相兼者，岂寒热俱盛于肠胃，而同为痢乎？盖白者肺之色也，青者肝之色也，黄者脾之色也，赤者心之色也。至色黑而亦言为热，由火过热，反兼胜己之化，故色黑也。或言痢色青白为寒者，误也。若果为寒，则不能消谷，何由反化为脓乎？又曰：若完谷不化而色不变，吐痢腥秽，澄澈清冷，小便清而不涩，身凉不渴，脉迟细而微者，寒证也。

凡消谷者，无问痢色及他证，便为热也。

其言治曰：苦能燥湿，寒能胜热，或微加辛热以佐之。又曰：行血则便脓自愈，调气则后重自除。

此皆河间之说也。丹溪则引之曰：赤利乃自小肠来，白痢乃自大肠来，皆湿热为本，自二子言出，而后世莫违之。虽二家方书，非无从温之治，然亦不过备立言之缺略。而其大意，则专以湿热为主。今之医家，悉宗此训，一见痢证，无分寒热虚实。或谓欲清其火，非芩连不可；欲去其积，非硝黄不可；欲行血者，必用当归、延胡之类；欲利水祛湿者，必用五苓、益元之类；欲补中行滞者，必用槟榔、木香、枳实之类；欲和血凉血者，必用丹皮、白芍、地榆之类。朝夕更改，不过如是。及至临危，犹云湿热未除，积滞未消，举世皆然，可胜其害。愚见则大不然。夫疟痢疾发于夏秋，本因溽暑，岂云非热？但炎蒸之令，本乎天也。苟能顺天之令，焉得有病。惟因热求凉，过于纵肆，则病由乎人耳。故凡风寒之中于外者，其邪在经，病多为疟。生冷之伤于内者，其邪在脏，病多为痢，或表里俱伤，则疟痢并作，未有不中于寒而为疟为痢者。此致病之本，其为寒为热可知也。若暑邪之郁久而成热，所以痢多热证，此固自然之理。然有贪食瓜果，过伤生冷，未及郁积，随触而痢者，岂是郁热耶？

又有素慎口腹，或中雨水阴寒，或因饮食之相犯，皆能致痢，是又何热之有哉？且凡病痢者，必有脓血，使无脓血，焉得为痢？盖伤其脏腑之脂膏，动其肠胃之脉络，故或寒或热，皆成脓血，若谓脓血必因乎热，岂痢疾绝无寒证耶？使必待完谷不化，痢色不变，及澄澈清冷等证，始认为寒，则其阳已尽去，脾已尽败，几于危矣。岂无其渐而遽至是哉？不知至此之由，即寒证也，矧痢因于湿生于土，夫五行之理，热因火化，寒因水化，此阴阳之不易者也。惟湿土寄旺于四者之中，故从乎火则阳土有余，而湿热为病。从乎水则阴土不足而寒湿为病，故但言湿热而不去寒湿，岂非医家之误乎？至于以赤白分寒热者，是古法本不为谬，而河间乃谓白者属肺，赤者属心，盖谓白主乎气，赤主乎血，亦近理也。若以愚见言之，则赤中未必无白，白中岂必无赤，赤白兼者，岂其寒热同病乎？但其清浊微甚，是有阴阳可辨耳。虽赤痢亦有寒证，然终是热多。白痢亦有热证，然终是寒多，其有白而热者，则证脉必热。赤而寒者，则证脉必寒，亦易辨也。若谓白必属肺，恐白痢非血化，赤必属心，恐血痢不离乎气，此寒热之不可不辨也。再以虚实言之，如头痛身热，筋骨酸痛者，表邪之实也。

胀满恶食，急痛拒按者，里邪之实也。举按滑数，往来有力者，脉息之实也。烦渴引饮，喜冷畏热者，阳邪之实也。舍此之外，无可言实矣。今有以口渴为热者，不知凡系泻痢，必亡津液，液亡于下，则津涸于上，焉得不渴。故当以喜热喜冷分虚实也。有以腹痛为实者，不知痢出于脏，则肠胃必有损伤，脓血切肤，焉得不痛？故当以痛之缓急，按之可否，脏之阴阳，腹之胀与不胀，分虚实也。有以小水之黄赤短为实热者，不知水从痢去，溲必不长，液以亡阴，溺因色变，故当以便之热与不热，液之涸与不涸，分虚实也。有以里急后重为实热，但知湿热壅于大肠，因而重坠，不知气陷则仓廪不藏，阴亡则门户不摄，故当以病之新久质之强弱，分虚实也。若邪正不明，祸如反掌，此虚实之不可不辨也。以治法言也。则当求其所入之邪，所受之脏，以明致病之本，其他所变，皆为标也。如因于湿热者，去其湿热。

因于积滞者，去其积滞；因于气者，调其气；因于血者，和其血。新感而实者，可以通因通用；久病而虚者，当以塞因塞用，是皆常法，无待言矣。第见今人之病痢者，虚常六七，而治利者，补无一二。气本陷矣，而复行其气，后重不将甚乎？中本虚矣，而再攻其积，元气不将竭乎？湿热伤血，自宜调血。若过用推陈，血愈伤矣。津亡作渴，自宜止渴。若专于渗利，津愈亡矣。使必待血和痛止而后补，则事已无及矣。此无他，本末未明，但举现下有形之疾病，不知可虑者，在无形之元气也。苟未省夫寒热新久，而一概混治，其能免于虚虚实实之误哉。

《内经》之言泄泻，或言风，或言湿，或言热，或言寒，此明四气皆能泄也。又云清气在下，则生飧泄，此明脾虚下陷之泄也。统而论之，脾土强者，自能胜湿，无湿则不泻，故曰湿多成五泄。若土虚不能胜湿，则风寒与热皆得干之而为病。其治法有九，一曰淡渗，使湿从小便而出。如农人治潦，导其下流，虽处卑湿，不忧巨浸。经云：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

又云：在下者，引而竭之是也。一曰升提，气属于阳，性本上升。胃气迫注，辄尔下陷，升柴羌葛之类，鼓舞胃气上腾，则注下自止。又如地下淖泽，风之即干，故风药多燥，且湿为土病，风为木药，木可胜土，风亦胜湿。所谓下者举之是也。一曰清凉，热淫所致，暴注下迫，苦寒之剂，用涤烦蒸，犹溽暑伊芳郁之时，而商 飒然倏动，则炎 如失矣。所谓热者清之是也。一曰疏利，痰凝气滞，食积所停，皆令人泄。随证祛逐，勿使逗留。经云：热者泄之。又云：通因通用也。一曰甘温、泄利不已，急而下趋，愈趋愈下，泄何由止？夫甘能缓急，善禁急速，且稼穑作甘，甘为土味，所谓甘以缓之是也。一曰酸收，泻下有日，则气散不收，无能统摄，则注下何时而已。酸之一味，能助收摄之权，经云：散者收之是也。一曰燥脾，土德无 ，水邪不溢，故泻者，皆成于土湿，湿皆本于脾虚。仓廪得职，水谷善分，虚而不培，湿淫转甚。经云：虚者补之是也。一曰温肾，肾主二便，封藏之本，位虽属水，真阳之火寓焉。少火生气，火为土母，此火一衰，何以营运三焦，熟腐水谷乎？故积虚者必挟寒，脾虚者必补母。经云：寒者温之是也。一曰固涩，注泻日久，幽门道滑，虽投温补，未克奏功，须以涩剂，久则变化不愆，揆度合节，所谓滑者涩之是也。夫是九者，治泄之大法。业无遗蕴，至于先后缓急之权，岂能预拟，临证之顷，圆机灵变，可以胥天下并登于寿域矣。

按脚气之病，自古无有称之。自晋苏敬始，其头痛寒热类伤寒，而病起足膝肿病，则与伤寒异。其逆气上行，类风厥而痛甚，乃至闷倒，则与风厥异。其两足软弱，类痿痹而时发时止，痛惟在足，则与痿之一废不复，痹之无定所者异。致此之由，多因美饮醇醪，上承湿热之下注，蹈寒涉水，下吸清湿之上升，两者交成，故名壅疾。自东垣有南方脚气，外感清湿作寒治；北方脚气，内伤酒乳作湿热治之论。致使后人泥之，遂成南北两派。互相拘执，不知北方纵无地之卑湿，其冒雨露，履汗 ，与夫脱卸靴履，汗出而风吹之，致血凝于足，岂不与南方卑湿同类，尽属外中者乎？南方纵无潼乳之湿，其酒食过多，与脏腑所传，津液水谷停积于中而下注者，岂不与北方潼乳之湿同类，尽属内伤者乎？学人苟能圆通活变，斯万举万当矣。

至直大要论列病机一十九条，而遗漏燥证，为其兼乎风热之化，故但言风热而燥在其中矣。

河间特补此义于《原病式》中，然义有未悉，敢再陈之。夫燥兼风化者，经云：风能胜湿，湿去则燥自生，始因风甚而燥及于肺，则木气有余，侮所不胜，而金更微邪。复因燥甚而病及乎肝，则木气亢害，承者制之，而金行报复，故筋脉劲强，口噤风痫，皮肤燥屑，收敛急切之病生矣。燥兼热化者，热即火也。易曰：燥万物者，莫 乎火。始由真阴耗竭，致有克金之火，而燥乃成。金受邪，不能生制火之水，而燥益甚，故消谷善饥，噎膈胃枯。二便闭塞，燥烈枯涸等证生矣。由热生风，由风生燥，燥又生热，循环胜复。至于髓液咸枯，燥非浅患明矣。臻燥之因，或遇阳胆司天，燥化大行；或久劳于风日之中，频迩于火燥之畔，外因也。七情不节，神伤血耗，及大病吐汗下克伐太过，亡其津液，内因也。食味辛热过多，虚劳误投温补，与夫服食家金石之剂发燥，不内外因也。凡此诸论，皆令热极生风，风火相煽，阴中伏火，煎熬津液，而燥证深矣。是以燥在外，皮肤皱揭，疥痒爪枯；燥在中，脾胃干涸，消谷善饥；燥在上，则鼻燥咽干；燥在下，则便难癃闭；兼热，则手足痿；兼风，则痉痫作。虚而燥热，必致劳咳；实而燥热，必见癫狂；挟痰食者，终为噎膈等证。治燥之法，当观沸釜之理，以血喻汤，而气喻火也。若火猛汤沸，当沃薪灭火，不使绝竭，犹用芩连、栀、膏、朴硝、大黄，大苦至寒治标等剂，清降火邪，则血不为衰，而燥不为甚也。若沸久将干，又将添益新水，使能胜火，犹用地黄、门冬、参、 、归、芍，甘寒甘温，治本之剂，气血双补，则燥得所润，而火有所制也。昔贤云：休治风，休治燥，治得火时风燥了，然则独无寒燥者乎？尝考《医垒元戎》，有五方治燥诸法元：北方其脉迟，寒燥也，宜温热药治之，如桂、附、硫黄、良姜、巴豆之属，是知燥亦兼寒。张景岳论消渴亦云：阳胜固能消阴，阴胜独不能消阳乎？经云：移寒于肺为肺消，饮一溲二死，不治之证，曾以八味丸、归脾汤，治一缙绅得愈。又如大便燥结，有系脏寒则血枯，脏冷则气涩，食少脉微为阴结者，宜半硫丸、香附汤治之。夫消渴闭结，燥证之大者，乃有属于阴寒，海藏非凿说矣。知常识变，圆妙无穷，始得不愧为司命。

火之为病，其害甚大，其势生彰，其死甚暴。何者？盖能燔灼焚焰，飞走狂越，销铄万物，莫能过之，游行于三焦虚实之两途。故凡动皆属火化，火不妄动，随触而发。夫人在气交之中，多动少静，欲无触发可得乎？火一妄行，元气更伤，动之极也，遂与元气不两立。经云：一水不能胜二火之火，出于天造。曰：君火、人火也，曰相火、龙火、雷火也。经所谓一水不胜五火之火，出于人为。盖大怒则火起于肝，醉饱则火起于胃，房劳则火起于肾，悲哀动中则火起于肺，心为君主，自焚而死，此五志厥阳之火也。又考《内经》病机一十九条，而属火者五，可见火热致病者甚多。然五志之火，详于河间；君相二火，辨自丹溪，可谓无漏义矣！其见之于证也，上为喘呕吐酸，吐血衄血，气逆 胀，瞀 冒昧，喉痹耳鸣 等证；下为暴注下迫，下血溺血，小便淋沥，大便闭结，霍乱转筋等证；或为疮肿痈疽，寒热战栗，扰躁狂越，证见于外；或为悲哭谵妄，惊悸怔忡，骨蒸咳嗽，证发于内。凡诸火邪，不一而足，其形之于脉也。浮而洪数为虚火，沉而实大为实火，见于两寸为上焦之火，心肺是也；见于两关为中焦之火，脾胃肝胆是也；见于两尺为下焦之火，肾与膀胱是也。滑数而举按皆有力，真火也；浮而重按全无，假火也。其药之所主也，君火可以经伏，可以水灭，可以直折，黄连之属可以制之。相火不可以水折，当从其性而伏之，惟黄柏之属可以降之。然黄连泻心火，黄芩泻肺火，芍药泻脾火，柴胡泻肝火，知母泻肾火，此皆苦寒之味，能泻有形之火耳。若饮食劳倦，内伤元气之火，宜以甘温之剂除之。如阳亢阴微，煎熬血液之火，宜以甘寒之剂降之。如门冬、地黄之属。若左肾真阴失守而火炽。则地黄、元参之类，可以壮水制阳。若右肾命门虚弱火衰，则桂、附之类，可以消阴益火。若胃虚过食冷物，抑遏阳气于脾土之中，则升麻、葛根、可以升散郁火。不明此类而求治火病，未免实实虚虚之误矣。

痰之为病，仲景论四领六证，无择叙内外三因，俱为切当。盖四领则叙因痰而显诸证者，三因则论因有所伤而成痰者也。惟王隐君论人之诸疾悉出于痰，此发前人所未论，可谓深识痰之情状而得其奥者矣。制滚痰丸一方，总治斯盛，固为简便。较之仲景无择，有表里内外而分汗下温利之法，则疏阔矣，况又有虚实寒热之不同哉。夫痰之为病，有因热而生痰者，热则熏蒸津液而成痰；亦有因痰而生热者，痰则阻碍气道而生热；有因风寒火热而得者，有因惊而得者；有因气而得者；有因饮酒而得者；有因食积而得者；有脾虚不能运化而生者；有肾虚水泛为痰者。风痰多成中风瘫痪奇证，寒痰多成冷痹骨痛，火痰多成烦热喘嗽，湿痰多成倦怠嗜卧，惊痰多成心痛癫痫，气痰多成胸腹膨胀，酒痰多成呕吐泄泻。痰饮多成胁满胸臂痛，食积痰多成癖块痞满。脾虚之痰，因劳倦伤脾，痰清食少，肾虚之痰，因房劳伤肾，痿冷昏晕。然亦有痰冷而属热者，其为病状，种种难名，王隐君论中颇为详尽。学人当察其病形脉证，则知所挟之邪，随其表里上下虚实治之可也。大凡病久淹留，卒不致死者，多因食积痰饮所致。此何以故？ 盖胃气亦赖痰积所养，饮食虽少，胃虚猝不便虚故也。亦有治痰用峻利药过多，则脾气愈虚，津液不运，痰反生而愈甚，法当补胃清中气，则痰自然运下，此法之本也。

咳嗽必由于肺。而《内经》则曰；五脏六腑，皆令人咳，是不独在肺矣。盖痰有内伤外感之分，故自肺而传及五脏者有之，自五脏而传及于肺者亦有之。如风寒暑湿伤于外，则必先中于皮毛，皮毛为肺之合，而受刑不解，此则自肺而复传于诸脏也。劳欲情志伤于内，则脏气更伤，先由阴分而病及上焦，此则自脏而传于肺也。但自表而入者，其病在阳，故必自表而出之。治法宜辛宜温，求其属而散去外邪。则肺气清而咳自愈矣。自内而生者，伤于阴也，阴虚于下，则阳浮于上，水涸金枯，则肺苦于燥，肺燥则痒，痒则咳不能已。治此者，宜甘以养阴，润以养肺，使水壮气复，而肺自宁也。大法治表邪者，药不宜静，静则留滞不静，久则必变生他病，故最忌寒凉收敛之剂。如五脏生成篇所云：肺欲辛者此也。治里证者，药不宜动，动则虚火不宁，真阴不复。燥痒愈增，病必日甚，故最忌辛香助阳等剂。如宣明五气篇所云：辛走气，气病无多食辛者此也。然表者虽宜动，动以散邪，若形病俱虚者，又当补中而以和解。倘专于发散，恐肺益弱，腠理益疏，邪乘虚入，病反增剧也。治里者，虽宜静以养阴，若命门火衰，不能归元，则参、 、桂、附，在所必用，否则气不化水，终无补于阴也。至若因于火者宜清，因于湿者宜利，因痰者降其痰，因气者理其气。虽方书所载条目极多，求其病本，则惟风寒劳损二者居其八九。风寒者责在阳实，劳损者责在阴虚，此咳证之纲领，其他治标之法，亦不过随其所见之证调之而已。至于老人久咳，则元气既虚，本难全愈，多宜温养脾肺，或兼治标，但保其不至羸困则善矣。观者详之。

（天士改）

按《内经》之言虚劳，惟是气血两端，至《巢氏病源》始分五脏之劳，七情之伤，甚六极三十二蒸，本事方更分传尸、鬼疰，至于九十九种，其凿空附会，重见复出，固无论已，且使学人感于多歧，伊芳谁之咎乎？盖以《内经》为式，第以脾肾分主气血，约而该，确而可守也。夫人之虚，不属于气，即属于血，五脏六腑，莫能外焉。而独居脾肾者，水为万物之元，土属万物之母，二脏安和，一身皆治，百病不生。夫脾具土德，脾安则土为金丹，金实水深，且土不陵水，水安其位，故脾安则肾愈安也。肾兼水火，肾安则火不挟肝上泛而凌土湿，火能益土，营运而化精微，故肾安则脾愈安也。孙思邈云：补脾不如补肾。许学士云：补肾不如补脾。两先生深知二脏为生人之根本，又知二脏有相赞之功能，故其说似背，其旨实同也。救肾者，必本于阴血，血主濡之，血属阴，主下降，虚则上升，当敛而抑，六味丸是也。救脾者，必本于阳气，气主煦之，气为阳，主上升，虚则下陷，当升而举也，补中益气汤是也。近世治劳，专以四物汤加知、柏，不知血药常滞，非痰多食少所宜；血药常润，久行必至滑肠。且知、柏性苦寒，能泻实火，名曰滋阴，其实燥而损血，且苦先入心，久而增气，反能助火，至其败胃，所不待言。丹溪有言实火可泻，虚火可补，劳证之火，虚乎实乎？泻之可乎？矫其遍者，辄以桂、附为家常茶饭，此惟火衰者宜之。若气血燥实之人，能无助火为害哉？大抵虚劳之证，疑难不少。如补脾补肺，法当兼行，然脾喜温燥，肺喜清润，保肺则碍脾，补脾则碍肺，惟热燥而甚。能食而不泻者，润肺当急，而补脾之药不可厥也。

倘虚羸而甚，食少泻多者，虽喘嗽不宁，但以补脾为急，而润肺之药宜戒矣。常见劳证之死，多死于泄泻。泄泻之因，多因于清润，司命者，能不为之兢兢耶？又如补肾补脾，法当兼行，然方欲以甘寒补肾，其人减食，又恐不利于脾，方欲以辛温快脾，其人阴阳，又恐愈耗其水。两考衡量，而较重脾者，以脾土上交于心，下交于肾也。若肾大虚而势危笃，又不可拘执，当随时参活法耳。前哲有言土旺而金生，勿拘拘于保肺，水壮而火熄，毋汲汲于清心，可谓洞达《内经》之旨，深窥根本之治者也。

凡治吐血宜降气，不宜降火；宜行血，不宜止血；宜补肝，不宜伐肝。何谓宜降气不宜降火也？气有余便是火，气降则火降，火降则气不上升，血随气行，无滥出上窃之患矣。降火必用寒凉之剂，反伤胃气，胃气伤，则不能统血，血愈不能归经矣。今之疗吐血者，大患有二。一则专用寒凉，如芩、连、山栀、青黛、柿饼灰，四物汤加知、柏之类，往往伤脾作泄，以致不救。一则专用人参，以致肺热，使肺愈伤，咳逆愈甚。亦有用参而获效者，此是气虚嗽咳，气属阳，不由阴虚火炽所致，然亦百不一二也，宜以白芍、炙甘草制肝，枇杷叶、麦冬、橘红、贝母、薄荷清肺，米仁、山药养脾，韭菜、降香、苏子下气，青蒿、鳖甲、银柴胡、地骨皮补阴清热，枣仁、茯神养心，地黄、山萸、枸杞、牛膝补肾，此屡试辄验之方。

然阴无骤补之法，非多服不效。病家欲速其功，医者张皇无主，百药杂试，以致陨命，覆辙相寻而不悟，悲夫！何谓宜行血不宜止血也？血不循经络者，气逆上壅也。夫血得热则行，得寒则凝，故降气行血，则血循经络，不求止而自止矣。若有意止血则血凝。血凝则必发热恶食，及胸胁痛，病日沉痼矣！何谓宜补肝不宜伐肝也？经曰：五脏者，藏精气而不泻者也。肝为将军之官，主藏血。吐血者，肝失其职也，养肝则肝气平而血有归，伐之则肝虚不能藏血，血愈不止矣。此三者，乃余独得之要，当为斯世告之。

经云：荣者，水谷之精气也，调和于五脏，洒陈于六腑，乃能入于脉也。源源而来，生化于脾，总统于心，藏受于肝，宣布于肺，施泄于肾，灌溉一身，出入升降，皆有所使。故目得之而能视，耳得之能听，手得之而能摄，掌得之而能握，足得之而能步，苟调养未周，而内动于相火，外伤于寒热，则气血乱其常度，而病生矣。凡阳盛阴虚，有升无降，血随气升，越出上窍，则上见于鼻。故鼻中出者为衄血，以鼻窍通于脑，火上冲于脑，又肺窍通于鼻，火内炎其金也。口中出者为吐血，又有呕血、咯血、咳血、嗽血之不同焉。吐血者，血虽出而无声。一吐辄以升计，甚至斗许，而色顿白，举体懈惰，乃阳明胃经之火上逆。证虽极阴，而实易治，以邪浅在腑，未动脏阴，又阳明为气血俱多之经故也。呕血者，血每出则先有呕逆声。其血必紫黑成块，胁痛内热，气塞烦闷，乃肝厥阴经之火，或盛怒不和所致，急宜降气清火，以肝为牝藏，为纳血之海，其气最宜静固。一有不宁，则冲脉腾沸，譬如大海生涛，未有不拍天而撼岛者，倘迁延不治，必至上涌不止而死矣。咯血者，每血出喉中先痒，痒则所咯皆血，其血或鲜或紫，或兼有痰，口燥嗌干，心虚惊悸，乃手少阴君火太盛。或夏月暑热伤心所致，宜清心降火，若由于情思者，又宜于自己消息之，苟患是而一任其纵横，虽琼浆玉醴，其如心病何哉？咳血者，其证必先病咳嗽，咳之不已，复有鲜血，即世所谓虚劳之证。或痰内有红丝，是为肺痿，皆阴精亏损，阳火亢极，销铄肺金所致，患此必十死八九，最为难治。嗽血者，素未尝病咳，而又无咳逆声，但痰嗽则必有血，四肢无力，或兼泄泻，乃郁结伤脾，或久坐卧伤气所致，宜培补真元，虽人参、煨姜，亦可选用，惟忌苦燥，以苦伤阳而燥伤阴也。唾血者，每有鲜血必随唾而出，骨蒸内热，干咳肌瘦，乃肾水枯涸，火反内淫，或入房太甚，阴虚火盛所致，与肺病咳血同为危候。治此者，必曲尽其术，天始克旋，毋专恃功于知药也。

又血从齿龈出，谓之牙宣，胃与肾之火也。

血从汗孔出，谓之肌衄。从舌出，谓之舌衄，心与肝之热也。此皆血之见于上者也。其病于下，在大便，则有肠风、脏毒、滞下、便红之殊，在小便，则有赤淋、溺血、带下、崩中之异。肠风者，其人本肠胃蓄热，热则生风，或邪气外入，渗透肠间，其血来色必清淡。藏毒者，喜食膏粱，过耽醇醴，或偏服热药，蕴毒脏腑也，其血来必浑浊，滞下之由，多由湿蒸热瘀，故必脓血相杂，里急后重。便红之病，多由脾虚先统，故但有血而无脓， 作声，赤淋则溺管涩痛，法宜清利，溺血便是溺中见红，法当凉解。带下者，经水淋漓，如带不断之谓。崩中者，血下崩腾，妄行不止之称。二者于妇人多有之，此皆血病之见于下者也。其病于内，则热胜于阴，必发疮疡，湿滞于血，必发痛痒瘾疹，凝涩皮毛，则为冷痹，损坏肌肉，则为破伤。病于外，则跌仆留瘀疼痛，寒冷相搏，必凝取成瘕。蓄于上焦，人必喜妄；蓄于下焦，人必如狂。此又血证之见于内外者也。先哲云：血贵宁静，不喜疏动，疏动则有泛溢之虞。又云：血宜流通，不当凝滞。凝滞则有瘀着之虑。人苟能善调其营，静而不至于凝，通而不至于动，则经脉流行，皮肤润泽，筋骨强劲，关节清利矣。又何有以上数者之病哉？

尝观东垣内外篇辨曰：外伤风寒客邪，有余之病，当泻不当补。内伤饮食劳役，不足之病，当补不当泻。自此议一出，而天下后世，知内伤外感之有别，而仲景之法不可例用，其惠也不亦大哉？然夷考其说，犹或有可疑者，僭用条之如曰饮食劳倦伤而内热者，乃阴火乘其坤土之位，故内热极乎胸中。又曰：经云劳者温之，损者温之，惟宜温药以补元气而泻火邪。

又云：甘温能除大热。又曰：饮者无形之气，伤之则宜发汗利小便，使上下分消其湿；食者有形之物，伤之则宜损其谷，其次莫如消导。若此者，皆不能使人无疑者也。谨按调经论曰：阴虚生内热奈何？歧伯曰：有所劳倦，形气衰少，谷气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胃气热，热气熏胸中，故内热，嗟呼？此内伤之说之源乎！请释其义如左。夫人身之阴阳，有以表里言者，有以气血言者，有以脏腑言者。如上下前后升降呼吸之类甚多，不必悉举。此所谓阴虚之阴，其所指数者皆不同。盖劳动之过，则阳和之气亢极而为火矣。况水谷之味又少入，是故阳愈甚而阴愈衰，此阴虚之阴，盖指身中之阴气，与水谷之味耳。或以下焦阴分为言，或以肾水真阴为言，皆非也。夫有劳役者，过动皆火也；形气衰少者，壮火食气也；谷气不盛者，劳伤元气，则食少而气衰也；上焦不行者，清阳不升也；下脘不通者，浊阴不降也。夫胃受水谷，故清阳升而浊阴降，以传化出入，滋荣一身。今胃不纳谷，而谷气衰少，则清无升而浊无降矣。故曰：上焦不行，下脘不通。然非谓绝不行不通也，但比之寻常无病时，则谓之不行不通耳。上不行，下不通，则郁矣，郁则少火皆成壮火，而胃居上焦下脘之间，故胃气热，热则上炎，故熏胸中而内热也。东垣固宜引此段经文，以为内伤发热之本，乃反不引而谓阴火乘其土位，故内热及胸中，此不能无疑者也。夫阴火二字，《素》、《难》未尝言，而东垣每每言之。《素问》止有七节之旁，中有小心二句，而守真推其为命门属火不属水，引仙经心为君火，肾为相火以为证，然亦不以阴火名之，是则名阴火者，其东垣始欤。窃谓内热之作。非皆阴火，但气郁则成热耳。虽曰心为君不主事，然《内经》所叙诸病之属热者甚众，岂君火不能为病，而直欲纯归之阴火乎？至真大要论曰：劳者温之，损者益之。夫劳则动之大过，而神不宁矣。故温之，温之者，养也，所谓调其饮食，适其起居，澄心息虑，从容以待其真气之复也。《礼记》所谓柔色以温之，即是此义。今东垣乃以温凉之温，谓宜温药以补元气之虚而泻火邪；又易损者益之，为损者温之；又以温能除大热为《内经》之言，而遍考《内经》并无此论，此亦不能无疑者也。然温药之补元气，泻火邪，亦惟气温而味甘者，斯可矣。养温能益气，甘能助脾而缓火，故元气复而火邪息也。夫宜用温药，以为内伤不足之治则可，以为劳者温之之证则不可。阴阳应象论所谓形不足者，温之以气。其温字亦是滋养之义，非指药也。夫形不足，乃阳虚而不充也。气者药之气也，药有气浓气薄，味浓味薄。味浓者属阴而滋精；气浓者，属阳而滋形。今以药气浓者滋阳，不兼形乎？故曰：形不足者，温之以气。虽以药温养之，亦未尝不兼乎调饮食，适起居，与澄心息虑者也。温字固具二义，然终不可视为温凉之温。苟以补之除之抑之举之散之等语，比类而推焉，则其义自着矣。夫五行运于天，则无形质可观，其丽于地，则有形质矣。金木水土，有形有质者矣。火者，有形而质不实者也，酒性虽热，体同于水，今东垣乃谓饮者无形之气，此又不能无疑者也。既待发汗利小便以去之，其可谓之无形之气乎？且劳倦伤、饮食伤二者虽俱为内伤，然不可混而为一。《难经》云：饮食劳倦则伤脾。盖谓脾主饮食，而四肢亦属脾，故饮食失节，劳役四肢，皆能伤脾，非谓二者同类而无辨也。夫劳倦伤、饮食伤，虽与风寒暑湿有余之病不同，然饮食伤比之劳倦伤又不同者，诚当于不足之中，更观其有余不足也。夫饥渴不饮食者，胃气空虚，则为不足，固失节也。以伤言则不足，以停滞言则有余矣，惟其不足故补益。惟其有余故消导。亦有物滞气伤，必消补兼行者；亦有物暂滞而气不甚伤，独宜消导者；亦有既停滞，不复自化，不须消导，但当补益，或亦不须补益者，洁古枳术丸、东垣橘皮枳实丸等，虽曰消导，固有补益之意存乎其间。他如木香分气丸、导气枳实丸，虽无补益，然施之于物停滞气不甚伤者，岂不可哉？但不宜视为通行之药耳。且所滞之物，非枳术之力所能去者，安可泥于消导而不知变乎？故备急丸、感应丸之推逐者，洁古、东垣亦未尝委之而弗用也，故善将兵者，攻亦当，守亦当；不善将兵者，宜攻而守，宜守而攻，其败也，非兵之罪，用兵者之罪耳。观乎此，则知消导推逐补益之理矣！若夫劳役伤，则纯乎补益，自不待议，虽东垣丁宁告戒，然世人犹以苦寒之剂，望除劳倦内伤之热，及其不愈而反甚，自甚而至危，但曰病热已极，药不能胜耳。医者病者，一委之天命，皆不悟其妄治之失，呜呼！仁人君子，能不痛心哉？夫东垣先哲之出类者也，奚敢轻议，但嫌白壁微瑕，或贻后人毫厘千里之谬，故不得不僭陈耳，知我者其鉴之。

夫郁者，闭结凝滞瘀蓄抑遏之总名。《内经》五郁，以运气言也。丹溪六郁，以病因言也。

以五郁言之，有诸家之释。然张氏之说为得其正，其说曰：天地有五运之郁，人身有五脏之应，郁则结聚不行，乃致当升不升，当降不降，当化不化，而郁作矣。故或郁于气，或郁于血，或郁于表，或郁于里，或因郁而生病，或因病而生郁。郁而太过者，宜裁之抑之；郁而不及者，宜培之助之。大抵诸病皆兼郁，为治有不同。所谓木郁达之者，达、畅达也。凡木郁之病，风之属也，其脏应肝胆，其经在胁肋，其主在筋爪，其伤在脾胃，在血分，其性喜调畅。故在表者，当疏其经；在里者，当疏其脏，但使气得通行，皆谓之达。诸家以吐为达，又安足以尽之？火郁发之，发、发越也。凡火郁之病，为阳为热之属也。其脏应心，主小肠三焦，其主在经络，其伤在阴分，火之所居，有结聚敛伏者，不宜蔽遏，当因其势而解之散之升之扬之，如开其窗，揭其被，皆谓之发，非止于汗也。土郁夺之，夺、直取之也。凡土郁之病，温湿之属也。其藏在脾胃，其主在肌肉四肢，其伤在胸腹，土畏壅滞。凡滞在上者，夺其上，吐之可也；病在中者，夺其中，伐之可也；病在下者，夺其下，泻之可也。凡此皆谓之夺，非止于下也。金郁泄之者，泄、疏利也。凡金郁之病，为敛为闭，为燥为塞之属也，其藏应肺与大肠，其主在皮毛声息，其伤在气分，或解其表，或破其气，或通其便，故在表在里，在上在下，皆可谓之泄也。水郁折之者，折、调制也。凡水郁之病，为寒为水之属也，水之本在肾，水之标在肺，其伤在阳分，其反克在脾胃，水性喜流，宜防泛滥，折之之法，如养气可以化水，治在肺也；实土可以制水，治在脾也，壮火可以胜水，治在命门也；自强可以帅水，治在肾也；分利可以泄水，治在膀胱也。凡此皆谓之折，岂独抑之而已哉。郁有五，法亦有五，郁去则气调矣。又以六郁言之，如气郁者，必胸腹满痛，其脉沉涩；湿郁者，身体重着，或关节疼痛，遇阴寒即发，其脉沉缓；痰郁者，动则喘息，起卧怠惰，其脉沉滑；血郁者，四肢无力，能食便红，其脉沉芤；食郁者，嗳酸恶食，痞块腹胀，其脉气口沉紧：热郁者，瞀闷口干，小便淋赤，其脉沉数，六郁不言风寒者，盖风寒郁则为热故也。然丹溪又云：气郁而湿滞。湿滞而成热，热郁而生痰，痰滞而血不行，血滞而食不消化，是郁虽有六，又皆相因为病者也。夫治六郁者，以越鞠为丸为主方，固为尽善，但郁者至久，元气未有不伤，克伐屡投，随散而随郁者，比比然也。于此当顾虑根本，权其重轻，或攻补兼施，使邪衰而正胜，或专行于补益，俾养正以除邪。然郁在气血者，当以有形之药，分气血以疗之，医者之责也。若郁在情志者，即当以情志解散，此无形之气药，病者所自具也。知乎此而立五六之治，思过半矣。

捍卫冲和不息之谓气，扰乱妄动变常之谓火。当其和平之时，外护其表，复行于里，周流一身，循环无端，出入升降，继而有常。原出中焦，总统于肺气，曷常病于人也。及其七情之变攻，五志之间发，乖戾失常，清者遽变为浊，行者遏抑而反止，表失外护而不知，里失健捍而少降，营运渐远，肺失主持，妄动不已，五志厥阳之火起焉。上炽于肺，气乃为病，何者？气本为阳，反胜则为火矣。河间有曰：五志过极，皆为火也。何后世不本此议，而以香辛燥热之剂，概作寒治，所据何理？且言指迷七气汤，用青皮、棱、术、益、桂之属，可以通七情，混同一义，不按某药治某病，以下诸方。尤有甚焉者，兹不具论，不知经言九气之治，各有分别，如高者抑之，下者举之，寒者热之，热者寒之云云，何尝混作寒论，而以燥热之剂通治诸气。若用燥热之剂，不过暂却滞气，冲快于一时耳。滞气暂开，久而复郁，郁至久而生热，热积久而生痰，痰饮下隔，升降不行，浊气混 ，清虚耗竭，此习俗相沿之误，莫能救挽者。又有肾虚不能摄气归元，用黑锡丹、养气丹，以有形金石，镇无形之气，譬以石投水，水固未尝沉也，岂不殆欤？丹溪云：上升之气，自肝而出，中挟相火，其热为甚。自觉冷者，非真冷也，火极以水，阳亢阴微，故有此证，认假于真，可胜道哉？大抵七情伤气，郁结不舒，痞闷壅塞，发为诸病，当详所起之因滞于何经，始则用辛温以散之，稍久即以辛平和之，辛寒折之。然药中有行散者，有损泄者，用之能却气之标，而不能制气之本，岂可久佐以燥热之药，以火济火，混同为治，使之常服多服可乎？气之与火，一理而已，动静之变，反化为二，气作火论，与病情相得。丹溪《局方发挥》云：冷生气者，出于高阳生之谬言也，是非身受寒气，口食寒物而遽论寒者，吾恐千不得其一二也。

肿胀一证，经云：五脏六腑，无不有之。再考全经，如脉要论曰：胃脉实，气有余则胀。病形篇曰：胃病者，腹肿胀，胃脘当心而痛。本神篇曰：脾气实则腹胀，经溲不利。应象论曰：浊气在上，则生 胀。此皆实胀也。太阴阳明论曰：饮食起居失节，入五脏则腹满闭塞。

师传篇曰：足太阴之别，分孙虚则鼓胀，此皆虚胀也。经脉篇曰：胃中寒则胀满。方宜论曰：脏寒生满病。风论曰：气隔塞不通则善胀，失衣则善胀，皆寒胀也。阴阳别论曰：二阴一阳发病，善胀心满。诊要经终篇曰：手少阴终者，腹胀闭，足太阴终者，腹胀闭，此心脾受伤之胀也。此外如六元正纪、至真大要等论曰：太阴所至为跗肿，及土郁之发，太阴之初气，太阴之胜复，皆湿胜之肿胀也。或曰：水运太过，寒胜则浮。

或曰：太阴司天，太阳胜复，皆寒胜之肿胀也。或曰：少阴司天，少阴胜复，少阳司天，少阴胜复，热胜则肿，皆火胜之肿胀也。或曰：厥阴司天在泉，厥阴之复。或曰：阳明之复，皆水邪之侮土，及金气反胜之肿胀。由是观之，则不惟五脏六腑，即五运六气，亦各有肿胀矣。然经有提其纲者，曰：诸湿肿满，皆属于脾。

又曰：其本在肾，其末在肺，皆聚水也。

又曰：肾者，胃之关也，关门不利，故聚水而从其类也。可见诸经虽皆有肿胀，无不由于脾肺肾者。盖脾土主运行，肺金主气化，肾水主五液，凡五气所行之液，悉属于肾；五液所行之气，悉属于肺；转二藏以制水生金者，悉属于脾，故肿胀不外乎三经也。但阴阳虚实，不可不辨。大抵阳证多热，热者必实；阴证必寒，寒者多虚；先胀于内，而后及于外者多实；先肿于外，而后及乎里者多虚；小便黄赤，大便秘结者多实；小便清白，大便溏泄者多虚；脉滑数有力者多实；弦浮微细者多虚；形色红黄，气息长者多实，容颜憔悴者，声短促者多虚。凡诸实证，必以六淫有余伤其外，饮食怒气伤其内，故致气逆不行，三焦壅闭。此则多在气分，无处不到，故不分部位，而多通身浮肿。又或气实于中，又为单腹胀急，然阳邪急速，其至必暴，每成于数日之间，此惟少壮者多有之。但破其急气，利其壅滞，则病无不愈，此治实之道也。若是虚证，必以五志积劳，酒色过度，伤其脾肾，日积月累，其来有渐，每成于经月之后，此多成于中年之外。其形证脉气，必有虚寒之候，显然可见，非若实证之暴至，而邪热壅结，肝气悍逆之有因也。则治实恒易，理虚颇难耳！然虚有在气者，有在水者。在气者，以脾气虚寒，不能运化，所谓气满中虚者。在水者，以脾虚不能制水，则寒水反侮脾土，泛滥为邪。其始也，必从阴分渐次而升，按肉如泥，肿有界分，所谓水膨水胀者也。然水虽制于脾，实则统于肾。盖肾本水藏，而元阳生气所由出。若肾中阳虚，则命门火衰，既不能自制阴寒，又不能温养脾土，阴阳不得其正，则化而为邪矣。夫气即火也。精即水也，气之与水，本为同类，但在化与不化耳。故阳旺则化精而为气，阳衰则不化而为水，即为邪。凡火盛水亏则病燥，水盛火亏则病湿。故火不能化，则精不从阳，而精化为水。所以水肿之证，多属阳虚，故曰寒胀多，热胀少也。然观丹溪之治肿胀云：清浊相混，隧壅闭而为热，热留为湿湿热相生，遂成肿满。治宜补其肝，又须养肺金以制木，使脾无邪贼之患，滋肾水以制火，使肺得清化之权。夫制火可以保金，独不虑其害土乎？若以此法，施于阳实而热者则可，若以治阳虚而气弱者，岂不反助阴邪而益其病哉？更有不明虚实，专执下则胀已之一法，虽得少宽于一时，真气愈衰，未几而肿胀再作，遂至不救，殊可叹也！余于此证察其实者，直清阳明，反掌收功。苟涉虚者，温补肝肾，渐次康复；或虚实混淆，阴阳疑似者，宁先以治不足之法，探治有余，若不投而病反加者，不宜补也，不妨易辙，自无大害。若误以治有余之法治不足，而曾经峻攻者，真气复伤，虽神丹不能疗矣！其有不大虚不大实者，先以清利见攻，继以补中调摄，此治虚之道也。又有标实而本虚者，泻之不可。攻之无功，极为危险。在病名有鼓胀与蛊胀之殊，鼓胀者，中空无物，皮肤绷急，多属于气；蛊胀者，中实有物，腹形充大，非蛊即血也。在女科有气分血分之殊，气分者，心胸坚大，而病发于上，先病水肿而后经断；血分者，血结胞门，而病发于下，先因经断而后水肿。在治法有理肺理脾之殊，先喘而后胀，治在肺；先胀而后喘，治在脾。以上诸治，其大略也，贵在神而明之，庶可免于虚虚实实之害矣！

从来肿病，遍身头面俱肿，尚易治。若只单单腹肿，则为难治。此其间有所以然之故，不可不辨也。盖传世诸方，皆是悍毒急攻之法，耗损真元，亏伤脾胃，可一而不可再。用药纵取效于一时，倘再腹肿，则更无法可用矣！且遍身俱肿者，五脏六腑各有现证，故泻肝泻肺泻膀胱大小肠之药，间有取效之时。而单单腹胀，则中州之地久窒其四运之轴，而清者不升，浊者不降，互相聚结，牢不可破，实因脾气衰微所致。而泻脾之药，尚敢漫用乎？且肿病之可泻者，但可施之西北盛壮之人，及田野农夫之流，岂膏粱老少之所能受？设谓肿病概可用之，大满大实，必从乎泻，而病后肿与产后肿，亦将泻之耶？且古方原载肿病五不治：唇黑伤肝，缺盆平伤心，脐突伤脾，背平伤肺，足底平伤肾，此五者不可治矣。是其立方之意，非皆为不可治之证而设，后人不察，概从攻泻者何耶？所以凡用劫夺之药者，其始非不遽消，其后攻之不消矣，其后再攻之如铁石矣。不知者观之，方谓何物邪气？若此之盛，自明者观之，不过为猛药所攻而致。觉此身之元气，转于此身为难者，直有驱良民为寇之弊，所谓亦子盗兵，弄于潢池 其然乎？明乎此，则有培养一法，补益元气是也；则有招纳一法，升阳举气是也，则有解散一法，开鬼门洁净府是也。三法俱不言泻，而泻在其中矣，无余蕴矣。

喘胀二因，皆小便不利，喘则必生胀，胀则必生喘，但证有先后之殊，而复有标本之异，可得而辨焉。何则？先喘而后胀者，生于肺；先胀而后喘者，生于脾。盖肺金司降，外主皮毛。经曰：肺朝百脉，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是小便之行，由于肺气之降下而输化也。若肺受邪而上喘，则失降下之令，故小便渐短，以致水溢皮肤而生肿满焉，此则喘为本而胀为标也。脾土恶湿，外主肌肉，土能克水，若脾土受伤，不能制水，则水湿妄行，漫渍肌肉，水既上溢，则邪反侵肺，气不得降而生喘矣，此则胀为本而喘为标也。属肺者，当清金降气，而行水次之；属脾者，当实脾行水，而清金次之。苟肺证而用燥脾之药，则金得燥而喘愈加；脾病而用清金之药，则脾得寒而胀愈甚矣。治喘胀者，但知实脾行水，不知分别脾肺先后之证，故为发明之。

经云：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又云：一息不运则机缄穷，一毫不续则穹壤判。此言人生之气出入升降，贵乎往来不穷，乃成生生之妙用。若外为六淫所伤，内为七情所结，则喘哮、短气、少气、气逆、息贲之证，种种作矣。然何以辨之？喘者，促促气急，喝喝痰声，张口抬肩，摇身撷肚，由于肺气感邪，肺叶张举，或虚而挟寒；或实而挟热，或水气上乘，虚火上炎；或气郁所感，脾胃不足，皆有此候。风寒必有冷痰如冰之证；实热必有壅盛燥渴之证；水气必胁下胀满有声，四肢浮肿；虚火必得食即减，食已即发，乍进乍退；气郁必鼻息引张，烦闷胸满，胃虚必气道奔急，喘甚不休。治者随证而施。使浮游之火下降，清肃之令下行，自不复有火矣。哮者与喘相类，但不似喘开口出气之多。《圣济总录》名为呷嗽是也，以胸中多痰，结于喉间，与气相系，随其呼吸有呀呷之声。得之咸酸太过，积热胶痰，痰去则声少息。倘不节口，而胸中未尽之痰，得新味相结，哮又作矣，治之以吐痰为生。若遇冷而发者，因中外皆寒，宜温其肺金。若寒包其热者，宜清肺药中兼加发散，则自然愈也。短气者，呼吸虽急而不接续，似喘无痰声，亦不摇肩呻吟，而无痛禁，虽若气上冲，实非气上冲也。凡气食阻者宜泻之，元气虚者宜补之。少气者，气少不足以言，即经所谓言而微，终日复言，为夺气之候，皆因中气不足所致，故短气犹有属实，少气惟有补虚而已。逆气者，但气上奔急，肺壅而不下，若有不能呼吸之状，实于哮喘短气不同。息贲者，五积中之肺积也，喘息奔急，亦名息积，右胁下必有积块以别之。人之五脏，皆有上气，而肺为之总司，其体清虚，有升有降，即出入皆利，其用健运，少气少血，即升降无资。故喘哮诸证，皆在肺金分野，治之亦宜在肺。然属实者，毋庸更论；属虚者，又应变通。如土虚而不能生金者，则治在脾而中枢能运；或肾虚而不能纳气者，治在肾而北门有锁。皆以气味浓药，实其中下二焦之间，不得泥夫壅逆之候，而束手逡巡也。

哕逆者，哕而气逆也。俗所谓发呃、吃逆、吃忒，总当名哕是也。咳逆者，咳而气逆也，咳嗽之咳也。干呕者，空呕也，声出而物不出也。呕者，声物兼出也。吐者，物出而声不出也。此数者，方书每混论无别，何以辨之？《灵枢》曰：胃有故寒气，与新谷气俱还入胃，新故相乱，真邪相攻，气并相逆，复出于胃，故为哕。《素问》曰：病深者其声哕，《伤寒论》有食谷者哕，有饮水、火劫、失下、妄下诸逆治。至病深者哕，盖指俗论发呃而吃吃然有声者为哕也，《千金方》谓咳逆为哕逆之名非矣。《素问》云：岁金太过，有病咳逆，少阳司天，初之气，二之气，俱有病咳逆。又金郁之发，民病咳逆，盖皆论肺金及火为病，分明指咳嗽之咳，因气逆者而名为咳耳，乌得与哕逆紊乎？仲景《伤寒论》咳逆者，仅见于辨脉、平脉二篇，至《金匮要略》称咳逆者叠出，可略举而证也。曰：病咳逆脉之，何以知为肺痈？寸口脉微而数，微则多风，数则为热。且云：风伤皮毛，合于肺则咳。又曰：咳逆上气，时时吐浊。但坐不得眠，皂荚丸主之。又肺痈胸满，一身微肿，咳逆上气，喘鸣迫塞，泻肺汤主之。又曰：咳逆倚息不得卧，小青龙汤主之。此皆咳而气逆为病也，须知论咳而或曰咳，或曰咳逆。同一咳证而已。兼以逆字言者，不过因咳而气上逆耳，是即喘吐哕呕，有曰喘逆、吐逆、哕逆、呕逆类耳。《明理论》以辨脉篇咳逆脉散者，入于咳冷之条，而与哕目为一类。谓哕则吃吃然有声者。斯皆合仲景之旨矣，奈何论声则是，论名则非。故又曰：哕者，咳逆是也，附和《千金》之说，强合二证为一名矣，由是后世以吃逆忒逆为咳逆者纷纷。王安道既知咳嗽为咳逆，又认有吃忒之咳逆，故亦蹈俗呼之弊。良由昧于哕耳，谓干呕乃哕之微，哕乃干呕之甚。干呕者，其声轻小而短。哕者，其声重大而长。夫二者虽有微甚之分，盖一证也，安道此说，强分一证为二名矣。干呕虽甚，可变为哕哉。若视干呕为病轻，断为病重，遂断声有轻重大小长短，以干呕甚为哕，因引《素问》病深者其声哕之句，以证哕病重于干呕，不思人病重时，每有作哕忒声者，非病深而哕者乎。反以干呕之甚者名哕，未免以吃芯之当名哕者为咳逆矣，欲辨昔人之非，得毋转相紊乱乎？或曰：子以安道为非。然《要略》有云：干呕哕，若手足厥者，橘皮汤主之。岂非干呕哕乃同类之一证，故合言之耶。余曰：此正干呕且哕二证互见，故并言之也。然则所谓干呕吐逆吐涎沫，用半夏干姜散者，亦干呕与吐逆并言也，亦可视为同类之一证哉。安道之论哕与咳逆，余虽未能从，若夫干呕与吐之辨，则信乎千古定论也。其曰：呕兼声物，故无物而声空鸣者，谓之干，干犹空也。至于吐则必有物矣，其可谓之干。仲景于呕字加一干字，所以别，夫呕为声物俱去也。又仲景尝言欲呕矣，未尝言欲干呕欲哕也。夫欲之为义，将出未出而预觉之者，惟有形之物则然，无形之声则不然也。呕与吐，主物言，故可谓之欲，干呕与哕主声，故不可谓之欲。发明声物兼出为呕，物之独出为吐，声之独出为干呕，声独出而吃忒作声为哕逆，咳嗽上逆为咳逆，孰能易其言哉？

噎膈反胃，多因于内伤，忧郁失志，及恣意酒食，纵情劳役，以致阳气内结，阴血内枯而成也。经云：三阳结谓之膈，三阳，手太阳小肠、手阳明大肠、足太阳膀胱也。盖小肠热结，则小水短少，而火气不泄；大肠热结，则大解不利，而郁热难除；膀胱热结，则津液不充，而道路蹇涩；三阳并结，则前后之气不行。下既不行，则火邪上逆。气火上逆，则痰涎愈生。痰涎生则往来之气愈阻，而呕逆噎膈之证起矣。且也重伤之以七情，更感之以六气。或不戒炙爆肥腻之物；或妄投辛香燥热之剂，遂使火邪愈炽，津液枯，痰涎愈结，病情愈深，岂易疗哉？须分上中下三焦以治之。夫咽嗌梗塞，气不顺行，水饮可行，食物难入，其槁在吸门，名之曰膈。其或食下则胃脘作痛。烦闷不安，须臾吐出，食出而安，其槁在贲门，名之曰噎。噎者属上焦，其或食虽可下，良久复出。槁在幽门，名曰反胃，亦曰胃反，此属中焦。其或朝食暮吐，暮食朝吐，所出完谷，小便赤，大便难，或如羊矢，其槁在阑门，亦名反胃。上属下焦。然壮者犹或可治，当用透膈疏气，化痰清火，健胃和脾之剂。经又曰：噎膈多生于血干，反胃亦生于脾弱。东垣曰：脾、阴也，血亦阴也，阴主静，内外两静，则脏腑之火何由而生？金水二脏有养，阴血自生，肠胃津液传化合宜，噎膈反胃之有哉？

夫三消者，即《内经》之所云消瘅、消中也。多饮而渴不止为上消，如气厥论云：肺消、膈消，奇病论云：消渴是也。消谷善饥为中消。如脉要精微论云：瘅成为消中。师传篇云：胃中热则消谷是也。溲便频膏浊不禁为下消，如病形篇云：肝肾脉微小为消瘅，肝肾在下是也。何柏齐斋曰：造化之机，水火而已，宜平不宜偏，宜交不宜分。水为寒湿，火为燥热，火性炎上，水性润下，憔火在下，水在上，方为既济，而坎离相交。若水偏盛不交，则为肿胀，火偏盛不交，则为消渴，惟制其偏而使之交。斯为善治者矣。《袖珍》云：人生之有肾，犹水之有根，故肾脏受病，必先形容憔悴，虽加滋养，不能光泽。凡患此证，皆肾经为病，由壮盛之时不能保摄，恣情快欲，或饮酒无度，或嗜炙爆过多，或久服丹石之药，遂致肾水枯竭，心火燔灼，三焦猛烈，五脏煎熬而消渴生焉。治当补肾水，泻心火，除肠胃燥热之盛，济身中津液之衰，使道路散而不结，津液生而不枯，血气和平，其病自已。此治消渴者但察其虚实，清火壮水，或滋泻。随所宜而用之法也。然《内经·阴阳别论》曰：二阳之病发心脾其传为风消。此阳明为十二经之海，土衰而木气乘之，故为肌肉消也。气厥论曰：心移寒于肺为肺消，饮一溲二，死不治。此言元阳之衰，而金寒水冷，则为肺肾之消也。病形篇曰：五脏之脉微小者，皆为肺瘅。此言寸口之脉弱见于外，以气血之衰而消于内也。又气交变大论曰：岁水太过，上临太阳，民病渴而妄冒。五常政大论曰：太阳司天寒淫所胜，民病嗌干，渴而欲饮，是皆以阴抑阳，以水制火，必以温剂散去寒邪，其病自愈也。由是观之，又乌得概作热治哉？余尝治一缙绅，年逾四旬，因案牍积劳，致神困食减，时多恐惧，上焦无渴，不嗜汤水，或少饮则沃而不行，每至夜必去溺三十余合，半皆津液。最后延余诊视，因相告曰：自病以来，通宵不寐者，已半载余，间或朦胧睡去，必梦见亡人凶丧等事，又与鬼魅相亲。余谓之曰：此思虑积劳，损伤心肾。元气既亏，则阴邪胜之。故多阴梦，阳衰则气虚，阳不帅阴，则水不化气，故饮虽少而阴浊多也。此正《素问》饮一溲二之疾，幸脉犹带缓，肉尚未脱，胃气尚行，可以无虑。必俟阳气渐回，则阴邪自渐退矣，乃用归脾去木香，八味去丹泽，一以养阳，一以养阴。至三百余剂，人参二十余斤而后愈。此正肺消于上，精消于下之证。可见消亦有阴阳，医断不可执滞而不通也，知我罪我，其鉴予言。

八卦之中，离为 物。五行之中，火能焚物。六气之中，火能消物。故火之为用，燔木则消而为炭，焚土则消而为砖，炼金则消而为汗，煨石则消而为灰，煮水则消而为汤，煎海则消而为盐，炼汞则消而为粉，熬锡则消而为丹。故泽中之潦，涸于炎晖。鼎中之水，涸于壮火。盖五脏心为君火正化，肾为君火对化，三焦为相火正化，胆为相火对化，得其平，则烹炼饮食，糟粕去焉。不得其平，则燔灼脏腑，而津液竭焉。故入水之物，无物不长。入火之物，无物不消。无一身之心火，甚于上为膈膜之消，甚于中为肠胃之消，甚于下为膏液之消，甚于外为肌肉之消。上甚不已，则消及于肺；中甚不已，则消及于脾；下甚不已，则消及于肝肾；外甚不已，则消及于筋骨。四脏皆消尽，则心始自焚而死矣。故《素问》有消瘅、消中、消渴、风消、膈消、肺消之说。消之证不同，归之于火则一也。故消瘅者，众消之总名；消中者，善饥之通称；消渴者，善饮之通谓，惟风消、膈消、肺消三说，不可不分。风消者，二阳之疾，多风邪所鼓。格拒贲门，消铄肠胃，水不能咽，口干善渴。经曰；二阳结，为之消，善食而瘦者，名曰食 是也。膈消者，金受火邪，善饮数溲，变为水肿。经曰：心移热于肺，为膈消是也。肺消者，肺外为寒邪所搏，阳气不施，内为火所燥，元极水复，故皮肤索泽而 着，溲溺积湿而频下，上饮半升，下行十合。经曰：心移寒于肺为肺消，饮一溲二死，不治是也。膈消不为寒所薄，阳气得以散于外，为可治。肺消为寒所薄，阳气自溃于中，为不可治。夫消者必渴，渴亦有别。膏粱之人，多肥甘之渴，与药石之渴；藜藿之人，则惟燥热之渴而已。故火在上者，善渴，火在中者善饥。火在下者善渴。多饮而数溲，火在中下者不渴而溲白液；火遍上中下者，饮多而数溲，此其判也。后人断消为肾虚，水不胜火之故，其用药则又非是，何也？以八味丸治消水不能生，而火反助也，惟河间制言立法，甚得《内经》之旨，而世俗不知。故消渴一证，调之而不下，则水润少濡，不能杀炎上之势，下之而不调，亦旋饮旋消，不能沃膈膜之干。下之调之，而不戒嗜欲，不节喜怒，不减滋味，则病已而复作。能知此者，消渴不足忧也。

按消渴之证，虽由火热，然亦有属虚寒者。如《内经》所云：心移寒于肺为肺消，饮一溲二，死不治之证是也。盖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其肺所受之津液，俱赖心火以熏蒸之，故能上及耳。设心火既衰，则上下不交，阴阳失偶，津液何由熏蒸上达哉？故肺燥则求救于水，究无火以熏蒸，则愈饮愈渴。上饮半升，下行十合，譬之釜底有火，则釜中水沸，自然暖气升腾，其盖有汗。若火灭水寒，则气不上行，釜盖自无以润，此理之必然也。今之医者，不达其故，谓内为热所伤，外为寒所膈，其亦不思之甚矣！其心火者，君火也，虽不可以妄动，而亦不可消灭。今《内经》言移寒于肺，明是火衰之候，与下文心移热于肺为膈消，火甚铄金之病，二证迥然各别，何得一概作热治之乎？若果然，则能消水矣，何反饮一溲二乎？昔人以八味治渴，正为此证。倘不明阴阳虚实，概用寒凉之剂，未免增其病耳，故辨及之。

方书多分头痛头风为二门，然一病也，但有新久去留之分耳。浅而近者，名头痛，卒然，易于解散。深而远者，名头风，作止不常，愈后仍发，皆当验邪所从来，乃世俗不作风医，即从寒治，安知《内经》有不一之邪乎？如云风从外入，振寒汗出头痛。新沐中风，则为首风。大寒内至骨髓，髓以脑为主，脑逆故头痛。伤寒一日，巨阳受之，头项痛，少阳司天，初之气，候乃大温，病气发于上，头痛。二之气，热郁于上，头痛，又火淫所胜。民病头痛，湿淫所胜，头痛时眩。凡此皆六淫相侵，与清阳真气上薄而痛者也。有云头痛甚，则脑尽痛，手足寒至节，死。头痛巅疾，下虚上实，心热甚，头痛面赤，肺热病。头痛汗出，肾热病。头痛贞贞淡淡然，厥头痛。面若肿，起而烦心益悲泣，贞贞头痛。头半寒痛，膀胱足太阳所主；头囟顶脑户中痛，胆足少阳所主。凡此皆脏腑经脉之气，逆乱于清道，壅遏经隧而痛也。盖头象天，天府清阳之气，皆会于此，五脏清华之血，亦注于此，于是天气所发六淫之邪，人气所变五贼之逆，皆能相害。或蔽覆其清明，或瘀塞其经络，因邪气相薄，郁而成热，脉满则痛。若邪气稽留，脉满而气血乱，则痛甚，是实痛也。若寒湿所侵，真气虚弱，虽不相薄成热，然邪客于脉外，则血泣脉寒，寒则缩卷筋急，外引小络而痛。得温则止，是虚痛也。因风痛者，抽掣恶风，或无汗；因热痛者，烦心恶热，或有汗；因湿痛者，头痛而遇天阴更甚；因痰痛者，头昏而愦愦欲痛；因寒痛者，结急而恶寒战栗；气虚而痛，遇劳则甚，其脉大；血虚而痛，善生惊惕，其脉芤；伤食头痛，痞塞咽酸而恶食；伤酒头痛，恶心眩晕而吐酒。更有偏头风者，在左属风与血虚，在右属痰与气热。雷头风者，或因风邪所客，起块起核；或因痰火上逆，如蝉如雷。真头痛者，上引泥丸，死于旦夕。大头痛者，肿大如斗，疫气时行。眉棱骨痛者，风寒痰热皆得干之。头风白屑者，木旺凌脾，金来报复。

头痒者，湿也痰也，二者皆能郁。头摇者，风也火也，二者皆能动。用是分别施治，无不得矣。

《内经》之论心痛，未有不兼五脏为痛者，独详于心而略于胸腹，举一以例其余也。心为君主，义不受邪，受邪则本经自病，名真心痛，必死不治。然经有云：邪在心则病心痛，喜悲眩仆，此言包络受邪，在腑不在脏也。又云：手少阴之脉动，则病嗌干心痛，渴而欲饮，此言别络受邪，在络不在经也。其络与府以邪，皆因怵惕思虑，伤神涸血，是以受如持虚。而分论九种。曰饮、曰食、曰热、曰冷、曰气、曰血、曰悸、曰虫、曰疰，苟不能遍识病形，将何以为治耶？胃属刚土，列处中焦，为水谷之海，五脏六腑十二经脉，皆受气于此。壮者邪不能干，怯者着而为病。偏热偏寒，水停食积，皆与真气相薄而痛。肝木相乘为贼邪，肾寒厥逆为微邪，挟他藏而见证，当与心痛相同，但或泻或胀，或呕吐，或不能食，或吞酸，或大便难，或泻利面浮而黄。本病与客邪必参杂而见也，胸痛即膈痛，其与心痛别者，心痛在歧骨陷处，胸痛则横满胸间也。其与胃脘痛别者，胃脘在心之下，胸痛在心之上。经曰：南风生于夏，病在心， 在胸胁，此以胁属心也。肝虚则胸痛引背胁，肝实则胸痛不能转侧。此又以胸属肝也，夫胸中实肺家之分野，其言心者，以心之脉，从心系却上肺也。其言肝者，以肝之脉贯膈，上注于肺也，胁痛旧从肝治，不知肝固内舍膺胁，何以异于心肺，内舍膺胁哉？若谓肝经所过而痛。何以异于足少阳心主所过而痛哉？若谓经脉挟邪而痛。何以异于经脉所过而痛哉？故非察色按脉，细审各经气变，卒不能万举万当也，且左右肝肫气血阴阳，亦有不可尽拘，而临证者可无详察耶。腹痛分为三部，脐以上痛者，为太阴脾；当脐而痛者，为少阴肾；少腹痛者，为厥阴肝，及大小肠冲任四经，每部各有五贼之变，七情之发，六气之苦，五运之邪，至纷至博，苟能辨气血虚实，内伤外感而为之调剂，未有不中痛情者矣。

夫心者，君主之官，一身之所听命焉。故五脏失治，皆为心痛之病，经中刺治分经，理甚明悉。

若是金针用药，尤宜详察。肾心痛者，多由阴邪上冲，故善 。如从后触其心，胃心痛者，多由停滞，故胸腹胀满。脾心痛者，多当寒逆中焦，故其病甚。肝心痛者，多由木火之郁，病在血分，故色苍苍如死状。肺心痛者，多由上焦不清，病在气分，故动作则痛益甚。若知在气则顺之，在血则行之，郁则开之，滞则通之，火多实则清之散之，寒多虚则温之补之，必随手取效也。凡诸经心痛，心与背相引，心痛彻背，背痛彻心，宜急温其经。诸府心痛，难以俯仰，小腹上冲，卒不知人，呕吐泄泻，其势甚锐，急宜温其腑。至脏邪乘心，名真心痛，手足青至节，不可救药者，多宜急温其心包，并注邪别脉。然心痛甚者，脉必伏，以心主脉，不胜其痛，其脉自伏也，切不可因其脉伏神乱。骇为心虚，而用地黄、白术补之。盖邪得温药则散，得寒腻药则不散，不可不慎之也，温散之后，方可阴阳平补之。

后世治痛之地，有曰痛无补法者；有曰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者，有曰痛随利减者，人皆传诵以此为不易之。法凡是痛证，无不执而用之，不知痛而闭者，固可通之。如经云：热结小肠，闭而不通之类是也。痛而泄者，不可通也，如经云：寒客小肠，后泄腹痛之类是也。观王荆公解痛利二字最妙，曰：治实法，云：诸痛为寒，痛随利减，后世以利为下也。假令痛在表者，实也；痛在里者，实也；痛在血与气者，亦实也。故在表者，汗之即愈；在里者，下之即愈；或在气血者，散之行之即愈，岂可以利为下乎？宜作通字训则可。此说甚善，得治实之法矣。然痛证亦有虚实，治法亦有补泻，其辨之之法，不可不详。凡痛而胀闭者多实，不胀不闭者多虚；痛而拒按者为实，可按者为虚；喜寒者多实，爱热者多虚；饱而甚者多实，饥而甚者多虚；脉实气粗者多实，脉虚气少者多虚；新病壮年者多实，愈攻愈剧者多虚。痛在经者脉多弦大，痛在脏者脉多沉微，必普脉证而察之，则虚实自有明。辨实者可利，虚者亦可利乎？不当利而利之，为害不浅。凡治表虚而痛者，阳不足也，非温经不可。里虚而痛者，阴不足也，非养营不可。上虚而痛者，心脾实伤也，非补中不可。下虚而痛者，脱泄亡阳也，非速救脾肾温补命门不可。夫以温补而治痛者，非不多也，奈何医者专执痛不可补气之说，岂良法哉？

或闷痞与 癖积聚 瘕，病虽相似，而名各不同，请逐一条陈其说，以晓后学可乎？曰：痞者否也，如天地不交之否，内柔外刚，万物不通之义也，物不可以终否，故痞久则成胀满，而莫能疗焉； 癖者，悬绝隐僻，又元妙莫测之名也；积者迹也，挟痰血以成其迹，亦郁久积至之谓耳；聚者绪也，根据元气以为端绪，亦聚散不常之意耳；症者征也，以其有所征验，及久而成积聚也；瘕者假也，又遐也，以其假借气血成形，及历年遐远之谓也。大抵痞与癖，乃胸膈之候；积与聚，乃肚腹间之病，因属上中二焦之病，故多见于男子；其 与瘕。

独见于脐下，是为下焦之病，故常见于妇人。大抵腹中有块，不问积聚 瘕，俱为恶候，切不可视为寻常，而不求医早治。若待胀满已成，胸胁膨击，虽仓扁复生，亦莫能救。遘此疾者，可不慎乎！

积之成也，正气不足，而后邪气踞之。如小人在朝，由君子衰也，正气与邪气，势不两立。

若低昂然，一胜则一负，邪气日甚，正气日消，不攻去之，丧亡无及矣。然攻之太急，正气转伤，国中末之三法，不可不讲也。初者，病邪初起，正气尚强，邪气尚浅则任受攻。中者，受病渐久，邪气较深，正气较弱，任受且攻且补。末者，病魔经久，邪气侵凌，正气消残，则任受补。盖积之为义，日积月累，匪伊芳朝夕，所以去之者，亦当有渐，太急则伤正气，正气伤则不能运化，而邪反固矣。余尝制阴阳二积之剂，药品稍峻，用之有度，补中数日，然后攻伐，不问其积之多少，又与补中，待其神旺，则复攻之，屡攻屡补，以平为期，此余独得之诀，百发百中者也。经曰：大积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大半而止。故去积及半，纯与甘温调养，会脾土健运，则破残之余积，不攻而自走，必欲攻之，无余不遗，其人之不夭殃者，亦鲜矣。经曰：壮者气行即愈，怯者着而为病。洁古云：壮盛人无积，虚人则有之，故当养正，则邪自除。譬如满座皆君子，一二小人，自无容身之地，虽然，此谓轻浅者言尔。

若大积大聚，不搜而逐之，日进补汤无益也。审知何经受病？何物成积？见之既确，发直入之兵以讨之，何患其不愈？兵法之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是亦医中之良将也夫。

虫由湿热郁蒸而生，观之日中有雨，则禾节生虫，其理明矣。古分九虫三尸等论，余谓自积成虫，难以定名。若盗食人之气血，得其清者，谓之灵虫，久能移害于人，即劳虫、传尸、尸疰之类是也。若采人之饮食，得其浊者，谓之物虫，久而能变异，即寸白、蛔虫、鱼鳖、瘕之类是也。故物虫者，多因自积而成，乃有形可验之物，治宜以有形相制相畏之药，如丸、芜荑、使君、川椒、黄连、苦楝之属。灵虫者，多因自虚而致，乃变化莫测之物，治宜以气类相感之药，如桃仁、川椒、天灵盖、苏合香、麝香、朱砂之属。外有鬼气中恶，亦灵虫之类也。因饮食虫蛭，及果中毒虫，亦物虫之类也。治宜格其物理，考其所畏以制之。又有久患劳瘵，气亢血热之人，勿用辛烈等药，大抵人面萎黄，四肢无力，饮食不为肌肤，乃血气虚损，起伏作痛，聚散不定，皆有虫害，宜急攻之。若待成灵，伤残脏腑，不可救矣。服虫药宜前半月上半日，虫头向上时，忌妄言预泄，盖虫既有灵，能拒避汤药故也。

丹溪云：疸证不必分五，同是湿热，如HT 酱相似，斯言已得大义。然考之《内经》有上中下之分，有曰目黄曰黄胆者，有曰黄瘅暴病久逆之所生也。少阴厥阴司天，四之气溽暑，皆发黄胆者，悉是上焦湿热病也。有云食已如肌曰胃疸者，与脾风发瘅腹中热出黄者，又脾脉搏坚而长，其色黄者，《灵枢》所谓脾所生病黄胆，皆中焦湿热病也。有谓溺黄赤安卧者黄胆，及肾脉搏坚而长其色黄，《灵枢》所谓肾所生病黄胆，皆下焦湿热病也。独仲景妙得其义，详于伤寒证中。有曰邪热入里，与脾经相交，则发黄；或内热已甚，复被火热，两阳相灼亦发黄；或阳明热甚无汗，小便不利，湿热不泄亦发黄；或发汗已，身面目俱黄者，为寒湿在里不解，故发黄。是知非特湿热发黄，而寒湿亦发黄也，但寒湿之黄，黑暗不明，热甚之黄，明如橘色。大抵黄家属太阴，太阴者脾也，为湿热所蒸，则土之本色外现，或脉沉小，腹硬，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又为血在下而发黄也。治疸须分新久，新疸湿热少张，即当消导渗利，如茵陈五苓散、茯苓渗湿汤之类，无不效者。久病脾胃受伤，血气必弱，宜用补剂，如参术健脾汤、当归、秦艽之类，使正气盛则邪气自退，庶可收功。若口淡怔忡，耳鸣脚软，或微寒热，小便赤白浊，又当作虚治，宜养荣汤，或八味丸、四君子皆可用，不可过用凉剂，强通小便。恐肾水枯竭，久而面黑黄色，不可治矣。

先哲云：水火即人身熟腐水谷之气，得其平谓之水火，失其宜谓之湿热，湿热相搏，气不得达而生黄，是固然矣。然王海藏云：伤寒病遇太阳太阴司天，若下之太过，往往变成阴黄。

一则寒水太过，水来犯土；一则土气不及，水来侵之，用茵陈汤，次第加姜、附、茱萸治之。夫伤寒热病而有阴黄，则杂病黄胆亦有阴黄矣。故身冷畏寒，阴黄也；湿胜脾虚，阴黄也；二便清利，阴黄也；脉沉而微，阴黄也。凡遇此等，非温补不愈。设以黄色为土邪有余，而过行朱伐，饮食必减，胃气必亏。由脾传肾，变为黑疸而不可治，良可悲矣！

疝、隐疾也，古称七疝，寒、水、筋、血、气、狐、 也。寒疝者，腰痛牵引睾丸，屈而不伸，其脉沉迟，得此之由，必是寒客下体，如坐于卑湿，涉于寒水之所起也，寒气自外入内，束其少火，郁其肝气，故令腰痛，痛而牵引睾丸者，肝之经络环阴器故也；寒主收引，故令屈而不伸；尺内主腰，脉沉迟，皆阴象也，宜吴茱萸加附子汤主之。水疝者，肾囊肿大，阴汗不绝，得之饮水，醉后劳于使内。盖饮水醉酒，则湿气胜。劳于使内，则肾气虚，肾虚则湿胜而流攻者，势也，故令阴囊肿大如水晶，阴汗不绝，如罅漏也。经云：下者举之。又云：风能胜湿，宜升阳除湿汤主之。筋疝者，茎筋掣痛，挺胀不堪。此得之房劳邪术，所使春方，多热毒之剂，故令胀满不堪，宜甘草梢黑豆汤主之。血疝者，外肾因扑损而伤，睾丸偏大，有时疼痛者，中有瘀血，名曰血疝，宜于夜分之时，自以一手托其下，一手按其上，由轻至重，揉摩百遍，弥月之间，瘀血尽散，陈气皆行，诚妙法也。气疝者遇有拂郁，则睾丸肿大，遇有悲哀，则不药而消，盖邪之所凑，常垂其虚拂郁，而睾丸肿大者，肝气垂肾之也，悲哀则不药而消者，气有所泄也。先哲云：肝肾之病同一法，治宜虎潜丸主之。或曰：何以不用橘核、川楝、枳实、青皮之类？余曰：皆破气之药，昔人多用之，然治标云尔，况蹈重虚之戒乎？气实用之可也，狐疝者：昼则气出而肾囊肿大，令人不堪，夜则气入而肿胀皆消，如无其疾。狐之为物，昼则出穴而溺，夜则入穴而不溺，以斯证肖之，故名狐疝。昼阳也，夜阴也，昼病而夜否，气病而血不病也。宜补中益气汤，升举下陷之阳，加黄柏、知母，以益夫不足之坎。或曰：何不用子和辛香流气之品？余曰：此气虚所致，若更流藏，非惟无益，而又害之也。 疝者，颓大也，睾丸虽大而无疾。此系父子相传，得于有生之初，非有生以后，外因所致之疾也，故不必主治。或先有 疝，后来疼痛疾苦者，必兼前六证之法治之。

小便不通之谓闭，滴沥作痛之谓淋。二者因心肾不交，蕴积热毒，或酒后房劳，或饮食燥热，七情郁结所致，皆一类也。自严氏有五淋之分，气淋者，小腹满闷，便涩，常有余沥；砂淋者，茎中痛，尿难卒出；膏淋者，尿如脂膏；劳淋者，劳倦即发，痛引气冲；血淋者，遇热即发，甚则溺血，候其鼻色黄者，小便难也。至东垣论肺为生水之上源，肾为主液之元气，若淋而口渴，身热脉数者，为肺受肝邪热，失其降水之令为气分证，宜以轻清淡渗药泻热。若无身热口渴，为血分之候，宜以滋阴浓味药助肾。愚按严氏之意，乃以肾与膀胱本病论之。东垣之辨，是兼他证而言也，何也？以其论中肺受热邪之证，及肺患喘嗽，与夫脾病胀满，淋闭水泄，小便涩少，皆他病致淋，不因肾与膀胱也。是知淋闭之证，主乎心肾，而实关乎脾肺矣。丹溪则又谓膀胱之府，有上口而无下口，得引升腾之气，乃施渗泄之令，气化则能出。苟气血偏浊，或正虚下陷，遂郁成淋，譬之滴水之器。上窍不通，则下窍不出，宜加柴胡、升麻等药提之。若中气弱，不能运化清浊而淋者，宜加补气之药。若因血虚而气不能升提者，盖气为血配，血虚则气亦虚，而涌泄之令不行，宜补血加升提。若酒食过度，湿痰积于胸膈，脉见弦滑，证见痞闷者，宜二陈汤加香附、木香探吐、次加山栀、木通调之，此亦一法也。愚按造化之理，阳无阴不化，阴无阳不行，非升不能降，非降不能升。故吐者，升之法也；渗利者，降之法也。利湿清热等剂者，阳分气药也；泻火滋阴等剂者，阴分血药也。或升降同用，或气血兼加，但血分之病不用偏施渗泄，恐反耗其精液，以致虚而愈燥，惟少用肺，引通子母相生之情。气分之病，不可纯用沉寒，恐更泥滞其化生，以致郁愈而淋，惟少用辛润行气，令气化则渗泄而出。今人见用温药，遂疑淋有冷证，不知此气郁从治之法耳。外有挟寒淋沥先寒战而后溲便，因寒气与正气争，邪气盛，则寒战成淋，正气盛，则寒战解而便利。有汗过多，小盒饭赤涩如淋，因五内枯燥，慎勿用利小便之剂。亦有小便艰难，茎中不痛而痒者，乃积所致，非淋也。又有跌仆损伤，及服温药燥涩太过，致血污留并，妇人经水不通，血积成瘕，并能作淋闭，则必小腹满痛，或手不可近，宜用红花、桃仁等破血。更有难产为收生者损胞，致小便淋沥不断，其证必无痛涩，但滴而不自觉，或觉而不痛，别当大补气血。若大小便皆闭，上为呕吐者，世称关格，最难调治。经云：不得尽期而死也。

溺与精所出之道不同。淋病在溺道，故纲目列之肝胆部。浊病在精道，故纲目列之肾膀胱部。今患浊者，虽便时茎中如刀割火灼，而浊自清，惟窍端时有秽物，如疮之有脓，目之有眵，淋沥不断。初与便溺不相混滥，如河中之清也，至易辨之，每见时医，以淋法治之，五苓、八正，杂投不已，因而增剧者，不可胜数。余每正之，其余当难以臆说也。盖由败精腐者什九，由湿热流注而虚者什一。或曰：昔人以赤浊为心虚有热，由思虑而得之；白浊为肾虚有寒，由嗜欲而得之。何原病式以二浊俱属于热？丹溪亦云：湿热有痰，子能与我折乎？曰：辨古今之得失，必以《内经》正之，自《巢氏病源论》，言白浊由劳伤肾虚冷，历代宗其说有异词。不惟白浊之理未明，即治浊之法亦误。不思《内经》本无白浊之名，惟言思想无穷，入房太甚，发为白淫，与脾移热与肾出白，少阴在泉溲白，此白浊之源也。原病式因《内经》诸病，水液混浊，皆属于热。言天气热则水混浊，寒则清洁；又言水体清，火体浊。正如清水为汤，自然白浊也。可谓发圣人之旨，正千秋之误。而不读其书者，犹未尽知也。丹溪则以湿热痰虚并言，然虚寒者，不可谓尽无，但热多寒少耳。故《灵枢》有中气不足，便溲为变之语。是当先补中气以升举之，而后分其气血施治。设肾虚甚，或火邪亢极者，不宜峻用苦寒，必反佐治之，更在权衡轻重而已。

精滑与便浊不同。便浊是便溺混浊，即五淋之膏淋也，乃是胃中湿热渗入膀胱，与肾经绝无干涉。精滑则牵引粘腻，虽不便溺，亦时有之。此是，肾水不足，淫火易动，精离其位，故令渐积而出耳。治之者，宜滋肾清心，健脾固脱，盖精浊虽肾之液，而所以精浊者，心为之主也。夫君火一动，真精自失，能止其心，乃我身之大丹也。又考《千金方》，治精遗便浊凡九方，而用韭子者居其半。夫韭子辛热，何思邈取之深也？盖用以治便浊者，取其辛热之气，能燔土湿，使蒸热上行而不下，乃釜底加薪之法，益火之源以消阴翳也。用以治遗精者，取其辛热之气以壮真阳，使之涵蓄阴精而不漏，乃益土防水之法，卫外而为固也。凡此不传之秘，可与知者道耳。

遗精者，不交而自泄也；梦遗者，梦交而泄也，二者皆从精道而出。夫精虽藏于肾，而实主于心，虽有邪术所使，梦与人交，及娩人鬼胎夜感之甚，未必不由心肾两虚，邪乘虚入者。

何也？盖心之所藏者神，肾之所藏者精，心肾者，精神之根蒂也。凡男子思虑过度，则水火不交；快情恣欲，则元精失守。所以心动者神驰，神驰者精散。因昼之所思，故夜有所梦。

今人多用龙骨、牡蛎等涩精之剂，随止随发，惟知固肾，不知治心。殊不知神不归舍，则无精无主，安能自守哉？浊者从小便窍中而出，如油如膏，或有五色光彩，或赤或白，或澄根混浊，或如精状，名曰白淫。虽与遗精所出各异，所感则一，亦心血亏少，相火内炽，中焦湿热，淫气不清。譬如井中取水至清，烹之为白汤，澄之则有脚，岂非湿热混浊者乎？医者但当分其虚实轻重，湿热多少而治。如有虚损诸证者，则从虚治。因于心者，养心以收神；因于肾者，因肾以涩精；正虚者，主湿胜，宜温补心肾之剂；偏虚者，主热胜，宜清补心肾之剂；湿热从丹溪治法；若患久者，宜升举之药。其外更有思欲不遂而精泄，有气盛久无色欲，精漏遗泄者，非病也。

人身有九窍，阳七窍，眼耳口鼻是也；阴二窍，前后便溺所出是也。清阳走上窍，而下入于阴位，则有溺溲腹鸣之候；浊阴走下窍，而上入于阳位，则有窒塞耳鸣之候。故人年五十以外，肾气渐衰于下，每每从阳上逆，而耳之窍职失聪，耳之聪司于肾，肾主闭藏，不欲外泄，因肝木为子疏泄母气而散于外，是以谋虑郁怒之火一动，阴气从之上逆，耳窍窒塞不清，故能近听不碍，而听远不无少碍。高年之体、大率类然。较之聋病，一天一渊。聋病者，其窍中另有一膜庶蔽，外气不得内入，故以开窍为主，而方所用石菖蒲、麝香等药，及外填内攻等法者，皆为此而设。至于高年不自收摄阴气，致越出上窍之理，从无一人言及，反以治少壮耳聋药，及发表散气药，兼带阴虚不治。是以百无一效，不知阴气至于上窍，亦隔一膜。

不能超出窍外，止于窍中，汨汨有声，如蛙鼓蚊雷，鼓吹不已，以故外入之声，为其内声所混，听之不清，若气少不逆上，则听少清；气全不逆上，则听全清矣。故凡治高年逆上之气，大法宜以磁石为主，取其重能达下，性主下吸，又能制肝木之上吸故也；次用地黄、龟胶群阴之药以补之；更用五味、山萸之酸以收之，令阴气自至于本宫，不上触于阳窍。由是空旷无塞，耳之于声，似谷之受响，万籁之音，尚可细聆，岂更与人声相混，艰于远听耶？

此实至理所在。但医术浅薄之辈，不能知之，试观人之收视而视益明，反听而听愈聪者，亦可恍然悟矣！

经云：阳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此言阴阳和而雨泽降，非病也，惟无因而汗，斯为病矣。

或谓汗出于心或出于脾，或谓心脾二脏为汗之总司，实不知五脏皆能令人汗出也。夫在内为血，在外为汗，而心实主血，此汗之主于心，西南坤土，在人为脾，人之汗，犹土气湿热蒸为雨露，此汗之出于脾。金脏主气，又主皮毛，气虚则腠理不固，而津液泄，此汗之出于肺。木脏主风，又主疏泄，故伤风必自汗，此汗之出于肝。肾主五液，又主闭脏，阴虚则阳垂之，故虚劳多盗汗，此汗之出于肾。又如经云：惊而夺精，汗出于心；持重远行，汗出于肾；疾走恐惧，汗出于肝；动摇劳苦，汗出于脾；饮食饱甚，汗出于胃。由是观之，不惟五脏有汗，而六腑亦有汗矣。然约言之。自汗盗汗，无不由于心肾两虚而得之者。盖津与汗同类，随其阳气所在之处而生，亦随其火扰之处而泄为汗。自汗者，不因发散，不因劳动，不分寤寐，溱溱然自然汗出，由阴蒸于阳分也。玉屏风散主之。盗汗者眠熟则出，醒则倏然而收，即《内经》之寝汗，阳蒸于阴分也，当归六黄汤主之。盖肾虚即阴虚，阴虚阳必凑，不能内营而退脏，则盗汗而发热，多属内伤也。心虚即阳虚，阳虚阴必垂。不能卫外而为固。则自汗而发热，多属外伤。又汗孔谓之鬼门，盗汗甚则令人丧魄，阴阳之道，阳密乃固，自汗甚则令人妄阳。二汗之义，大概如斯。然伤寒邪在半表半里，似盗汗者，则非阴虚之比，又为小柴胡汤之证矣。火气上蒸，胃湿而自汗，则非阳虚之比，又为凉膈散之证矣，学人详之。

癫、痫、狂，三证不同，而方书或言癫痫，或言风痫，或言风癫，或言风狂，每致混淆无别。盖痫归于五脏于心，故立言之家。癫狂可以合论者，以癫为阴而狂为阳，则对待立名，互相阐发也，痫证则自有阴阳之分，迥与二证不同，所宜特立一门也，姑撮其要言之。癫者，或悲或笑，或歌或泣，如醉如痴，言语不分次序，处境不分秽净，积年愈难，此志愿不遂者多有之。狂者，猖狂刚暴，妄见妄言，骂詈不避亲疏，抵触不畏水火，甚则弃衣而走，登高而歌，逾墙上层，非力所能，如有邪附，此伤寒阳明内实才多有之。盖心热甚则多喜而为癫，笑语失序，癫倒错乱之谓也。肝热甚则多怒而为狂，躁扰奔越，狂妄不禁之谓也。二者俱属痰热内实之证，信乎河间之卓识？然以《难经》重阴重阳之说为非理，又不然矣。如《内经》云：暴怒伤肝，以肝气逆而血乱也；暴喜伤阳，以心气缓而神逸也。又云多阳者多喜，多阴者多怒，是以《难经》亦以喜怒分阴阳，而未尝以寒热分阴阳也。癫狂之证，皆名失心，心主不明，则十二官危，故视听言动，皆失其职。初病者，宜泻其实；久病者，宜安其神，此治法之大概也。痫者，皆以风热痰而得之，在表而浅名阳痫，故言易治；在里而深名阴痫，故云难治。此又以表里浅深名阴阳，亦非以寒热分阴阳也。其证发即仆地，闷乱无知，嚼舌吐沫，背反张，目上视，手足搐搦，或作六畜声，一月数发者易治，经年一发者难治。

吴山甫云：风、阳气也。《内经》云：阳之气，以天地之疾风名之，故其发也暴。然所以令人仆地者，厥气并于上，上实下虚，清浊倒置，令人闷乱无知者，浊邪干乎天君，而神明壅窒也。舌者心之苗，而脾之经络连于舌本，阳明之经络，入上下齿缝中，故风邪入于心脾，则舌自挺。风邪入于阳明，则口自噤。一挺一噤，故令人啮舌吐沫，风热入于内也，此风来潮涌之象。背反张目上视者，风在太阳经也。足太阳经起于睛明，挟脊而下，风邪干之，则实而劲急，故目上视而背反张。手足搐搦者，风属肝木，肝木主筋，风热甚于肝，则一身之筋牵搐，故令手足搐搦也。搐者，四肢屈曲之名；搦者，十指开握之义，或作六畜声者，风痰鼓其气窍，而声自变也。譬之弄笛焉，六孔闭塞不同，而宫商别异是也。治法宜疏风豁痰，清热安魂，实者即攻，虚者先补，其纯因情志者，从《内经》五志相胜法解之。

或问惊悸怔忡恐怖之别，曰：悸即怔忡也。怔忡者，本无惊恐，动而不宁，惊者，因外有所触而卒动，子和云：惊为不自知，恐为自知是也。盖惊者闻响即惊，恐者自知，如人将捕之状，与夫不能独处，必须伴侣，方不恐惧，或夜无灯烛，亦生恐惧之类。怖与恐，于义相同，《内经》无有称惊怖者，始于《金匮要略》，有云惊怖，由是而见，为惊恐即惊怖也，大凡连称其名以为提纲者，多是一阴一阳对待而言，如喜怒并称者。喜出于心，心居于阳，怒出于肝，肝居于阴，志意并称者，志是静而不移，意是动而不定，静则阴也，动则阳也，惊恐并称者，惊因触于外事，内动其心，心动则神摇，恐因感于外事，内歉其志，志歉则神却。是故《内经》谓惊则心无所根据，神无所归，虑无所定，故气乱矣。恐则神却，却则上焦闭，闭则气还，还则下焦胀，故气不行矣。

又谓尝贵后贱，尝富后贫，恐忧内结，至于脱营失精，病深无气，则洒然而惊，此类皆是病从外致，而动内之心神者也。若夫在身之阴阳盛衰而致惊恐者，惊是火热铄动其心，心动则神乱，神动无力，故惊之变态亦不一状，随其所之，与五神相应而动。肝藏魂，魂不安，则为惊骇，为惊妄。肺藏魄，魄不安，则惊躁。脾藏意，意不专则惊惑。肾藏志，志歉而惊恐，心惕惕然。胃虽无神，然为五脏之海，诸热归之，则发惊狂，若闻木音，亦惕然心欲动也。恐者，则是热伤其肾，肾伤则精虚，精虚则志不足，志本一定而不移，故恐亦无他状。《内经》于惊之病邪者，有火热，热淫司天在泉，胜复之气，有各经热病所致，有三阳积并，有气并于阳，皆为惊疾。故病机统而言曰：诸病惊骇，皆属于火也。于恐之病邪者，有精并于肾则恐；有血不足则恐；有阴少阳入，阴阳相搏则恐；有胃气热，肾气微弱则恐；有肾是动，病气不足则恐。然于肝之惊恐，互相作者，以其脏属阳居阴。纳血藏魂，魂不安则神动，神动则惊，血不足则志歉，志歉则恐，皆因人之阴阳所动而内生者也。为治之法，惊则安其神，恐则定其志。神属阳，阳则气也，火也，志属阴，阴则精也，水也，水火既济，全在阴精上奉以安其神，阳气下藏以定其志，神安则散乱之气可敛，气敛，气敛则阳道行矣。

志定然后走失之精可固，精固则阴气用矣。若为外事惊者，子和谓惊者平之。平、常也，使病者时时闻之，习熟而不惊，固是良法。余谓不若使其平心易气以先之，而后安其神，定其志为得也。

惊风一证，从来谬认，盖小儿初生，以及童幼，肌肉筋骨脏腑血脉，俱未充长。阳则有余，阴则不足，不比七尺之躯，阴阳交盛也。惟阴不足，阳有余，故身内易至于生热。热甚则生痰生风生惊，亦所恒有，设当日直以四字立名，曰热痰风惊。则后人不炫，因四字不便立名，乃节去二字，以惊字领头，风字煞尾，使后人不能解，遂以为奇特之病。且谓此病有八候：以其头摇手痉也，而立抽掣之名；以其卒口噤脚挛急也，而立目斜心乱搐搦之名；以其脊强背反也，而立角弓反张之名，相传既久，不知其妄造，遇见此等证出，无不以为奇特。

不知小儿之腠理未密，易于感冒风寒，风寒中人，必先入太阳经，太阳之脉起于目内 ，上额交巅，入络脑，还出别下项夹脊抵腰中，是以病则经脉强，因经脉牵强，则生抽掣搐搦角弓反张。种种名目，而用金石药镇坠，外邪深入脏腑，千中千死，万中万死，间有体坚证轻得愈者。又诧为再造奇功，遂至各守专门，虽日杀数儿，不知其罪。如方书有云：小儿八岁以前无伤寒，此等糊语，竟出自高明，偏足为惊风之说树帜，曾不思小儿肌肉柔脆，不耐风寒，初传入太阳一经，早已身强多汗，筋脉牵动，人事昏沉，势已极于本经，汤药乱投，死亡踵接，何由见其传经耶。此所以误言小儿无伤寒也，不知小儿易于外感，易于发热，伤寒为独多，世称为惊风者即是也。小儿伤寒，要在三日内即愈为贵，若待经尽方解，必不能耐矣。又刚痉无汗，柔痉有汗，小儿刚痉少，柔痉多，世医见其汗出不止，神昏不醒，往往以慢惊风证为名，而用参、附、 、术等药，闭其腠理，热邪不得外越，亦为大害。所以凡治小儿之热，但当彻其出表，不肯引其入里也，仲景原有桂枝，若舍而不用，从事东垣内伤为治，毫厘千里，最宜详慎。又新产妇人，去血过多，阴虚阳盛，其感冒发热，原与小儿无别，医者相传，称为产后惊风，尤堪笑破口吻。然小儿亦非无惊风病也，一二岁时气怯神弱，凡遇异形异声，骤然跌仆，皆生惊畏，其候面青粪青，多烦多哭，略有所触，则洒洒然，时恐惧不宁，不比热邪塞窍，神识昏迷，对面撞钟放铳，全然不闻者，斟酌细勘自识，从来混治之误矣。

世之所谓七情者，即《内经》之五志也。五志之外，尚余者二，总之曰喜、怒、忧、思、悲、恐、惊，然情有七，无非出于五脏。如阴阳应象论曰：心在志为喜，肝在志为怒，脾在志为思，肺在志为忧，肾在志为恐。此五脏五志之分属也。至若五志有互通之病者，如喜本属心，而有曰肺，喜乐无极则伤魄，盖心肺皆主喜也。夫喜伤于阳，而心肺皆为阳脏，故喜出于心而移于肺，所谓多阳者多喜。又若怒本属肝，而有曰胆为怒者，以肝胆为表里，肝气虽强盛，而取决于胆也。有曰血并于上，气并于下，心烦惋善怒者，以阳为阴胜，故病及于心也。有曰肾盛怒不止则伤志，有邪客于足少阴之络，令人无故喜怒者，以怒发于阳而侵乎肾也。是以肝、胆、心、肾四脏，皆能病怒，所谓多阴则怒，亦曰阴出之阳则怒。又若思本属脾，而有曰思则心有所存，神有所归，正气留而不行，故气结矣。盖心为脾之母，母气不行，则病及其子，所谓心脾皆病于思也。又若忧本属肺，而有曰心之变动为忧者，有曰心小则易以伤忧者，盖忧则伤神，故伤心也。有曰精气并于肝则忧者，肝胜侮脾也。有曰忧愁而不解则伤意者，脾主中气，中气受抑，则生意不申，故郁而为忧，是心、肺、肝、脾四脏，皆能病于忧也。又若恐本属肾，而有曰恐惧则伤心者，神伤则恐也。有曰血不足则恐，有曰肝虚则恐者，以肝为将军之官，肝气不足，则怯而恐也，有曰恐则脾气乘矣。有曰精并于脾则畏，畏即是恐，以肾虚而脾胜之也。有曰胃为气逆为哕为恐者，以阳明土胜，亦伤肾也。是心、肝、脾、肺、肾五脏皆主于恐，而恐则气下也。五志五病之辨，既详如上，其外尚有悲病者，有曰肝悲哀动中则伤魂，是悲伤于肝也。有曰精气并于肺则悲，有曰悲则肺气乘矣，亦金气伤肝也。有曰心虚则悲，有曰神不足则悲，有曰悲哀太甚则胞络绝，胞络绝则阳气内动，发心下崩，致溲血者，皆悲伤于心矣。此肝、肺、心三脏皆病于悲，而气为之消也。有病为惊者，曰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其病发惊骇，以肝应风木，风主震动而连乎胆之。有曰阳明所谓甚则惊厥，闻木音则惕然而惊者，肝邪乘胃也。有曰惊则心无所倚，神无所归者，心神散失也。此肝、胆、胃、心四脏皆病于惊，而气为之乱也。由此言之，是情志之伤，虽五脏各有所属，然求其所由，则无不从心所发。故本神篇曰：忧愁恐惧伤心。病形篇曰；怵惕思虑则伤神，神伤则恐惧自失。口问篇曰，悲哀忧愁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可见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而总统魂魄，兼该志意，故忧动于心则肺虚，思动于心则脾虚，怒动于心则肝虚，恐动于心则肾虚。所谓五志惟心所使，设能善养此心，而居处安静，无为惧惧，无为欣欣，婉然从物而不争，与时变化而无我，则志意和，精神定，悔怒不起，魂魄不散，五脏俱安，邪亦安从奈我哉。

经云：调寝食在医药之先。即圣人治未病之说，夫色声既受，非安谷不能生精与气，非安枕不能养血与神。是以百病阽危，必首论云浆粥能进否，验其胃气之败与不败，寤寐如常否，察其神思之宁与不宁。不食少卧病也，多食嗜卧亦病也。卫生却病者，能不谛当于寝食间哉？不能食之证，有伤寒而痞满呕恶呕食者，有气滞而痛楚妨食者，有痰聚而不能容食者，有能食而食入反出者，有忧恐太过郁结而不思食者，有孕妇胎成而恶阻者，有脾胃热而胃脘寒，虽饥不嗜食者，有脾胃自虚而不能健运者，有火不生土无由熟腐者，有大病后中气虚，恶闻食气者，有胃脘干槁而勺粒不入者。大抵因多食而顿不能食者为实，从少食而渐不能食者为虚。多食之证，有火伏阴分，胃热善消谷，或大肠移热于胃，胃移热于胆。善食而瘦谓之食，亦名息中者。有伤寒入脏，厥冷下利，当不食而反能食，名曰除中者。有中风风木自盛克脾，脾土受克求助而多食者。有一脏之虚，必偏嗜一味，如怀孕之肝虚嗜酸者；有虫积为患，好食茶叶、生米、泥炭、草纸之类者；有病后胃虚之极，而饱食易饥者。大抵多食易化，责在阳明之火，火食难化，责在太阴之虚。不得卧之证，若劳神忧虑，耗其阴血，惺惺不寐，病在心也。若神气衰微，疑神疑鬼，怔忡悸怯，独处无睡，病在肝胆也。若水气上逆，喘嗽有音，不能仰卧，病在肺也。若因有惊恐，神出舍空，痰乘虚入，则谵妄不寐病在心胞络也。若气血不足，病后虚烦，则，略睡而醒，病在脾也。若伤寒阳明府病，内有燥屎，则热甚而卧不安，病在胃也。若年高之人，气虚血减，肌肉渐涩，昼不精而夜不瞑，病在营卫也。故心、脾、肝、胆、营、卫之不卧，多属不足。肺、胃、胞、络之不卧，多属有余也。嗜卧之证，若肝气受热，或浊火乱其神明，多睡少醒，由于热也。若脉缓怠惰，四肢不收，体重泄泻而嗜卧，由于湿也。若头重身热而昏愦不醒，属于风也。若劳役之余，及脱血下痢之后，精神未复而酣然沉困，属虚也。若其人天禀有余，肠胃大而皮肤涩。大者，卫气留于阴分者久；涩者，卫气行于阳分者迟。既久且迟，卫气不达而多眠卧，属于阳不胜阴也。若饮食才入，辄生困倦，精神昏冒，呵欠欲睡者，由于脾倦，或兼湿热也。然伤寒邪入少阴，则脉微细但欲寐也。故神间而甘寝者，人之常。

神惫而嗜卧者，人之病。以上诸条，寝食不调之候，可谓略具，别证既明，则治法可从而推广，然此皆为已病而设也。若未病豫调之说，在养生家说述甚伙，吾有取于侗初张氏之言曰：凡饮食之节，减满受虚，故当饥而食，节其满未饱，先止留其虚。睡卧之法，先睡心，后睡眼。睡心是止法，睡眼是观法。能斯二者，始可与言养生。然世复有寝食无节之流，顾不食而纵酒，不寐而渔色，是又疾不干人，人来求疾。是以庄生云，人之可畏者，在衽席饮食之际，信矣。